史志林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流域。①程国栋等《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系统综合管理研究》“前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历史时期，黑河流域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也反映了黑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②关于黑河流域的相关研究情况，请参看郑炳林、史志林、郝勇《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研究回顾与展望》，《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137－150页。目前学术界对于全国范围历史时期的动物变迁研究较多，其中以何业恒先生与文焕然先生成果最多。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而黑河流域由于区域范围小、研究资料少，目前在野生动物变迁方面尚未开展专门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野马和野骆驼为主要对象，就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野生动物变迁及其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黑河流域野马、野骆驼的分布及其变迁

汉代之前，黑河流域内主要活动的民族是月氏、匈奴等，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的场景在岩画资料可以找到不少。如，1972年，嘉峪关文物清理小组发现的嘉峪关黑山岩画中刻有大量关于野马和野骆驼的资料。①嘉峪关文物清理小组《甘肃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岩画——黑山石刻画像初步调查》，《文物》1972年第12期，第42－47页；杨惠福，张军武著《嘉峪关黑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129页。2004年，西北大学考古系在马鬃山区的岩画中也发现了双峰驼、马等动物的信息。②席琳《马鬃山区游牧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45页。考古资料显示，马家窑文化的先民在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河西以后，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一直在对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调整。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显示，马家窑类型时期人类已经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13－415页。但是绝大部分遗址分布在河西走廊东部，红水河剖面和猪野泽孢粉记录显示在距今5000－4500年左右河西走廊较冷湿，④朱艳、陈发虎、B.D.Madsen《石羊河流域早全新世湖泊孢粉记录及其环境意义》，《科学通报》2001年第19期，第 1596－1601页；Zhang H C，Ma Y Z，Wünnemann B et al.A Holocene climaticrecord from arid northwester China.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2000，162 （3～4）：389－401.人类大部分都分布在河西走廊东部的山前台地和出山口附近，一方面是维系原有的农业生产，同时可能从祁连山中获得大量的野生动物资源。考古发现马家窑类型时期，磨制石器比例较高，制作较精，如穿孔石刀、陶刀、石斧、石锛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工具数量较多，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428页。显示出农业经济的比重较大。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的张掖和酒泉地区都有关于野马的记载。《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 （前113）“秋，马生渥洼水中”⑥[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4页。，这说明汉代敦煌地区有野马的存在。

另外，汉简中也有不少关于野马的记载。据目前所见，记载有野马的汉简有以下几枚：

殆及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甘州、肃州的贡赋中有野马皮。其中甘州的贡赋：“开元贡：野马皮，白柰，枸杞。”①[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甘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1页。肃州的贡赋：“开元贡：野马皮，砺石，肉苁蓉，柏脉根。”②[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肃州》，第1023页。《新唐书·地理志》中也记载了甘州张掖郡、肃州酒泉郡的土贡有“野马革”③[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0《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45页。。另外，敦煌文书中也有关于野马的相关记载，如，S.2703V1《唐天宝八载 （749）敦煌郡应遣上使文解玖道事目》载：“节度使中丞衙为送供进野马皮事。”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75页。S.6452（2）《辛巳年 （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载：“十五日连面伍斗达坦边买野马皮用。”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40页。敦博58号《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记载甘州的土贡有：“苟杞，野马皮。”⑥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党河上游的硖石山附近“曲多野马”⑦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5页。，这里的硖石山，据李正宇先生考证，就是今天的野马南山⑧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60页。。除了 “野马南山”之外，酒泉境内与 “野马”有关的地名还有野马山和野马河，野马河是党河的支流，主要流经野马山与野马南山之间，全长155公里，流域面积达5687平方公里。⑨杨成有、刘进琪《甘肃江河地理名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230页。这些沿用至今的地名也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明唐代该地区是存在野马的。

宋代，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了甘州、肃州产有野马皮。其中甘州 “土产：香子，驼褐，野马皮，布”[10][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甘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1页。。肃州 “土产：野马皮，肉苁蓉，柏脉根”[11][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肃州》，第2945页。。

明清时期，各种地方志仍有关于野马的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记载：“野马似马而小，出塞外。今西夏、甘肃及辽东山中亦有之。”[12][明]李时珍撰《本草纲目》，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238页。《大明一统志·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土产中记载 “野马：皮可为裘”[13][明]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37《陕西行都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2663页。，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就在甘州卫，说明甘州在明朝也产野马。《万历甘镇志·地理志·物产》有 “野马”条[14]《甘肃府县志辑44：万历甘镇志·地理志·物产》，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8年，第27页。；另 “肉苁蓉”条记载 “味咸，出酒泉福禄县沙中。皮如松子，有鳞甲，根长尺余。本草云：‘野马精渍地所生。’镇番独多。”[15]《甘肃府县志辑44：万历甘镇志·地理志·物产》，第26页。按甘肃镇为明九边之一，治所在今张掖，说明明朝还有野马的活动。乾隆《甘肃通志》卷20物产记载肃州府有：“野马，皮可为裘。”①[清]李迪等撰，刘光华等点校整理《乾隆甘肃通志》卷20《物产》，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00页。乾隆《甘州府志·食货·物产》有 “野马、野骡”，土贡中也记载 “唐以麝香、冬枣、枸杞、实叶、野马等类”②[清]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6《食货·物产》，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同书《杂纂》“野马川产野马”条记载：“扁豆口南五十里有野马川，出野马，古所称驹駼者也，俗呼野骡子。唐贡其革，曰野马之皮。”③[清]钟赓起著，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16《杂纂》，第866页。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物产》“野马” 条云：“皮可为裘。《通志》云：‘野马皮，肃州贡’。”④《甘肃府县志辑48：重修肃州新志·物产》，第193页。《嘉庆重修一统志·甘州》土产中记载：“野马皮：《唐书·地理志》：‘甘州土贡野马革’。《通志》：‘可为裘’。”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66《甘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67－13168页。同书肃州直隶州土产中记载：“野马皮：《元和志》：‘肃州贡’。”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8《肃州直隶州》，第13585页。《嘉庆重修一统志》又记载《蒙古统部》的土产有：“野马、野驼和野骡”⑦《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4《蒙古统部》，第26524页。，这里的 “蒙古统部”包括今天黑河流域下游的额济纳旗在内，可以推测额济纳旗应当有野马和野驼存在的。《道光续修山丹县志》“物产”中记有野马⑧《甘肃府县志辑46：道光续修山丹县志》卷9《食货·物产》，第398页。。《民国新修张掖县志·物产》中仍有野马、野骡记载⑨《甘肃府县志辑45：民国新修张掖县志·物产》，第348页。。《民国高台县志·舆地下·物产》中有 “野马、野骡、野驴”的记载[10]《甘肃府县志辑47：民国高台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第85页。。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汉代至民国时期，黑河流域境内都有野马。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野马已经在中国消失了，也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据报道，1970年代在准格尔盆地东部有野马被观察到[11]谢联辉《中国原野上有野马吗——访新疆野生动物科研、管理人员》，《野生动物》1985年第1期，第5页。，但1980年，由相关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行了广泛的深入调查，未发现野马踪迹，表明野马已经是极为罕见或灭绝了[12]《张掖地区志 （上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3页所列 “张掖地区珍惜野生动物一览表”中没有 “野马、野骆驼”的记载，只有 “野牦牛、野驴”等。。

关于野骆驼的分布情况，据历代文献记载，从汉代迄今，黑河流域境内都有骆驼的分布，但是明确记载为野骆驼的史料不多。

汉简中有一枚关于野骆驼的记载：

居延汉简229·1和229·2还记载了一起因为追野骆驼而累死马的官司，简文内容如下：

从简文内容可知，在居延县所在的塞外地区有野橐佗的存在，所以才有了用马追逐骆驼，在归途中马僵死而产生的官司纠纷。简文中提到的大昌里在其他汉简中出现的次数较多，屋兰县有大昌里 （417，EJT5∶8A，EJT14∶3），氐池县也有大昌里 （560·26，229·34，EJT8∶78），居延县只有昌里 （38·13，132·3，137·2，286·14，EPT40：148，EPT51：249，EPT52：137，EPT4：5，EJT8：5，171·18，EPT65：453，EPT59：630，EPT8：4，EPT59：175），究竟张宗的籍贯是哪里，目前尚不确定。这场官司中，马的估钱是7000钱，简文中说野骆驼的价值不能与马等价，可见当时野骆驼没有马值钱，这可能是因为野骆驼较难利用的缘故。否则从本身重量而言，骆驼的体重当比马重得多，从重量而言骆驼当比马值钱。

唐代诗人岑参曾到玉门地区，诗句 “金挡乱点野驼酥”说明了唐代玉门关 （今甘肃安西县双塔堡附近）②关于唐玉门关的位置，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笔者赞同李并成先生的看法，见氏著《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第20－25页。其他相关研究可以参考：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年第9期，第469－478页；纪宗安《丝绸之路新北道考实——兼谈玉门关址的东迁》，《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96－108页；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4页；李并成《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03－106页；李正宇、李树若《玉门关名义新探——金关、玉门二名互匹说》，《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22－127页；李并成《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第120－125页；李并成《新玉门关位置再考》，《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第104－118页；李正宇《双塔堡决非唐玉门关》，《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74－79页；李正宇《新玉门关考》，《丝绸之路》2011年第18期，第106－114页；潘竟虎、潘发俊《汉代以后玉门关位置及丝路古道变迁考》，《普洱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33－40页；李并成《玉门关历史变迁考》，《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9－16页。有野驼的存在。另外还有 “浑炙犁牛烹野施 （驼）”诗句，也说明附近野驼是存在且数量不少。到了10世纪中叶，黑河流域一带有野驼的分布，宋《开宝本草》（974年成书，已佚）：“野驼脂，……脂在两峰内，生塞北，河西。”当时 “塞北”约指蒙古高原一带，“河西”即河西走廊。《嘉砧本草图经》（1061年成书，已佚）亦称：“野驼出塞北、河西，今惟西北蕃界有之”。寇宗爽《本草衍义·野驼》（1116年成书）道：“生西北界等处”。此 “西北界”亦指西夏，也包括黑河流域在内。

明清以来关于野骆驼的记载比较少，清嘉庆九年 （1804）《玉门县志·土产·野畜》中记载有 “野骆驼”①清朝抄本《玉门县志》，第21页。。民国十六年 （1927），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额济纳旗调查时，听到野驼有时到湖滨活动。②[瑞典]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杨震文、徐炳昶校《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长征记》，北京：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年，第202页。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额济纳旗曾捕获过野骆驼，但是今天野骆驼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③额济纳旗志编纂委员会《额济纳旗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记载的野生动物中有“野马和野骆驼”。2010年出版的现代版《张掖地区志》中列举了“张掖地区珍惜野生动物一览表”，这其中已经没有 “野马、野骆驼”，④《张掖地区志》（上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3页。这也说明了野马和野骆驼在今天的张掖已经不存在了。

二、生态环境变化对于野马、野骆驼分布变迁的影响

文焕然先生研究结果指出，野马在我国的分布甚广，但到历史时期分布有所缩小，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分布范围急剧缩小，数量也大幅度减少。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野马自身习性的限制，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⑤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同样，历史时期野骆驼分布变迁之大，是环境变化、人类活动及野骆驼自身弱点等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以人类活动的影响为甚。⑥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骆驼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湘潭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116－123页。就黑河流域而言，野马和野骆驼在流域范围分布范围急剧缩小，数量大幅度减少，野马今天在黑河流域已经消失了。这背后的原因除了人类的乱捕、滥猎之外，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生态环境的变化从两个方面影响到野马和野骆驼的分布：

其一，气候变化影响植被的生长状况。野马和野骆驼在黑河流域内多半栖息于荒漠、半荒漠地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劣，植被的载畜量限制了它们的大量发展。宋元时期，黑河流域由唐朝的温暖湿润气候快速转变为寒冷干旱气候，这一时期比较明显的植被特征就是黑河下游额济纳旗地区的绿色植被在宋辽寒冷干旱期迅速降温和干旱缺水及风暴、沙暴肆虐的生态环境中枯萎死亡的，而且这些植被的破坏在明清以来都很难得到恢复。⑦赫明林、曹兴山、曹炳媛《河西走廊地质历史中宋辽干冷期灾变事件及其影响》，《甘肃地质》2006年第1期，第10－18页。

其二，环境变迁中的自然灾害对野马和野骆驼影响巨大。每当严重的旱灾、蝗灾、暴风雪等灾害发生，都会对野生动物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宣帝刘询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冬，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87页。《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当时匈奴地区 “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②[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42页。。1248年，蒙古高原 “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定宗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页。如此严重的灾害，对于野马和野骆驼在内的野生动物的影响可见一斑。笔者曾经就黑河流域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情况进行专门研究，自汉武帝太初元年 （前104）至中华民国的2053年历史中，发生在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共计216次。其中干旱64次、洪涝25次、冰雹24次、霜冻6次、风暴23次、虫鼠害18次、地震56次，平均每9.9年发生一次。④史志林、董翔《历史时期黑河流域自然灾害研究》，《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第141－145页。其中干旱、冰雹、风暴等自然灾害的数量较多，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会对野马和野骆驼的生存环境和存续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总之，自然环境的变迁，加上人类的乱捕、滥猎，共同导致了野马和野骆驼在今天黑河流域境内极为罕见或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