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鹏举

提到沟口雄三（1932—2010），恐怕许多人都会联想到由他提出的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中国。在与此命题同名的专著中，沟口批判了日本盛行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并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们说：

真正自由的中国学，无论其形式如何，都不是将目的置于中国或研究者自身内部，也就是说目的不能在中国或研究者自身里消化，而应当是一种将目的超越中国本身的中国学。这也就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而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将中国作为其构成要素之一，换句话讲也是将欧洲作为其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1)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36—138頁。然而就是围绕这样的一个命题，却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读。子安宣邦指出，“作为方法的中国”是对竹内好曾经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模仿，但他讽刺说沟口“并没认真阅读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因为在子安看来，沟口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带来的是一个“以中国为基准，站在中国独立存在的认识上观察世界……一种对抗性的一元的‘中国式世界’”。(2)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東京：青土社，2012年，第294、305頁。关于竹内好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可参见何鹏举：《重读竹内好：中国道路如何成为“作为方法的亚洲”》，《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0—56页。不仅是子安，在日本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批判的声音，认为沟口的研究是“文化本质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