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睿

南朝文学批评的成果蔚为大观，可惜诸多专文、专书早已亡佚。在留存于世的典籍里，梁代钟嵘《诗品》颇具代表性。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人，梁代官至晋安王记室，《南史》、《梁书》并有传，精通《周易》，其著作今仅存《诗品》，亦名《诗评》。今人研究难免受到西方概念逻辑体系的冲击，忽视中国文论原本的体系形态，使其沦为概念逻辑体系的例证材料。《诗品》既有体系，又是所谓“印象式批评”的中国诗话开山之祖。这两种特质共存于同书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钟嵘专论五言诗，不同于以往杂文学的体制流变论述，又在流别品第中见诗人优劣。他认为诗歌“殆均博弈”，将其作为一种类似赌博和下棋的技艺，关切点在诗歌创作而非诗歌之学。六朝时期文道相分，钟嵘顺应这一趋势，专评五言诗；刘勰《文心雕龙》则与之相异，他将文道相合。《庄子·养生主》著名的典故“庖丁解牛”就有“进于道”和“止于技”的区分。自古以来，经史子集都可被纳入“文”的范围，即“进于道”，而汉魏六朝时期萌芽盛行的诗歌则“止于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流行文学的境遇总是具有相似性，古代戏曲本是俗文学，而今却可登大雅之堂。诗歌本是一项交际技艺，在之后发展中却能“进于道”。刘勰《文心雕龙》延续了经学传统下“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用文学性的视角阐释经典的新义。与经学视角不同，钟嵘专评五言诗的方式显然受到南朝文笔说的推动，反映出对辞章技艺的重视。“文本同而末异”，钟嵘将《诗骚》作为五言诗之“本”，以下的发展为五言诗之“末”，根据《诗骚》传统的远近亲疏，将自汉至梁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