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飞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抚州崇仁人，一生致学，是明初一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理学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独特的学习方法和“崇仁学派”，是明初南北两大儒之一的“南儒”。正如侯外庐先生评述道：“与薛瑄同时的吴与弼也是明代前期的朱学人物，所不同者，薛瑄偏向于下学，主道德实践；吴与弼侧重于‘寻向上功夫’或‘圣人之心精’。”(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吴与弼自幼聪慧，19岁来到金陵跟随洗马杨溥学习举子功业。永乐乙丑冬，吴与弼偶读《伊洛渊源录》，“伏观道统一脉之传，不觉心醉。而于明道先生，猎心之说尤为悚动。……呜呼，与弼迷途少改，实始于此文”。([清]吴与弼：《跋伊洛渊源录》,《康斋集(卷十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7页)自此下决心向圣贤学习，不再以举子业为追求志向。“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辛卯年，吴与弼奉父命还乡。自此一直生活在小乡村中。吴与弼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以儒家道德礼仪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过着传统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活，生活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得上贫苦。在一生求“道”之路上，吴与弼开创了“耕读一体”的学习方式。他在日常实践活动中贯彻自己的理学思想，寻求“圣人之心精”。吴与弼采取白日耕作、晚间授学的模式，与众弟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流连于书海。“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 “先生之学，刻苦奋勉，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从《明儒学案》中可知，吴与弼以书为师，其理学功夫是从刻苦努力，勤奋好学上得来的。他一生不喜著述，故著作不多,唯有《日录》一书，记载着平生治学之功。吴与弼一生都在寻求圣人之道、力求道德修养的完善，向圣人看齐。他继承了朱熹理学思想，并加入了心学思想。

一、初融朱陆

吴与弼认为天理本存于人心，并且人心应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认为天理不仅充盈在天地宇宙之中，也存在于人心之中，不会离开人心。用人心精鉴来衡量权度万物，就可以免于流俗架空之患，保证了天理的纯粹性。这一思想虽然与朱熹的理学思想有所关联，但相较于朱熹更强调人心作为认识主体去追寻世界万事万物真理的作用，吴与弼则认为人心就是掌控万事万物的主宰。

在吴与弼看来，人心就是天理，并加入了道德伦理。“人生得丈夫，万一幸为儒。寸心含宇宙，不乐复何如”([清]吴与弼：《道中作九诗》,《康斋集(卷一)》,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8页)。“心”就是宇宙本体，人心包含着宇宙，宇宙在人心中，这与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相类似。吴与弼说过：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清]吴与弼：《康斋集(卷十)》，《浣斋记》，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3页) 与弼认为“心”无处不在，“主宰一身而根柢万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包含了宇宙。他认为人心是“莹彻昭融”的，本就是圆满自足，没有污垢的。这显然与朱熹所论的人心有所不同，在朱熹眼中，心是理与气相结合的，有体用之分。心是理的承载者，是一个发现天理的工具，心并不等同于性、理。而吴与弼则直接把心等同于宇宙，无物不包，与陆九渊的“伦理之心”相等同。

吴与弼认为治学的关键在于心有天理，去其人欲，只有如此才可以得到圣人之心精。“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17页)在心中存有天理，去除心中产生的人性私欲，圣贤都是这样做的。天理是世界本质规律的显化，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但是因外物的驱使，人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私欲，染上污垢，使心不再“莹彻昭融”，此时的人心将不再等同于天理。应如圣贤所言，天理应存于一个可以去除人欲杂念的本心，将人的私心杂念隔绝于外，使“人心”正“天心”。心中只要坚定天理、仁义道德稳固，那么受外物驱使的人之私欲将不会产生。因而该从自己的心中寻求解决的办法，找到天理，在天理之下私心自然被去除，使吾心重新恢复本来面目，心中自然畅快之极。

二、耕读小陂

吴与弼在自焚科举书籍后的两年时间里，一直在家中小阁楼内阅读书籍，谢绝了社交娱乐，也忽视了健康。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使他生了一场大病。在他21岁那年，父亲命其返乡成亲。之后他就在家乡耕作读书，讲学授徒。自宋儒以来，读书人多以农事生产为鄙事。钟泰先生尤其称赞吴与弼亲农事以治生，与许衡相契，“矫末俗而励后学”，激励后学读书之风。(邹建锋：《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与崇仁学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吴与弼是乡野间的平民教育家，他创办的崇仁小陂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散发着独特的光彩。培育“圣贤”是他的办学宗旨，贯穿于教育活动始终，体现在教学实践上就是“有教无类”。吴与弼认为，世界上的人无论其是何职业、出身、地位，也不论其处于何地，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办学的一生，都始终贯穿着这一理念。小陂书院的学生生源十分广泛，弟子来自五湖四海，有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只要热爱学习，吴与弼都欢迎他们的到来。他坚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一思想，相信人本性纯善，人人皆可“成圣”。自己需要做的就是教导弟子、规范弟子的言行举止，身体力行，为他们树立榜样。小陂书院与当时社会上传统书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耕读之地。吴与弼非常赞同劳动教育，当他得知父亲要送其弟来乡间与他学习后，他给父亲回信道“盖不惟乡里纯朴、清俭，可以为进学德之资，抑早有以知稼穑之艰难，则他日可不流于放逸”。([清]吴与弼：《康斋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1页)吴与弼在这句话中陈述了耕读教育的好处，也揭示出了小陂书院的办学目的。他认为劳动教育是道德修养的一部分，其所倡导的劳动教育，不仅包括耕种，还有修墙、移门房，开垦耕地等，甚至端茶、待客也被列为劳动教育的范围。(段文华：《明代理学开山吴与弼》，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62页)《明儒学案》就记载，他在田间劳作之余与诸生“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与弼倡导读书与劳动相结合，让学生带着书籍下地耕作，使读书成为闲时一种休息放松的方式。

“耕读”一词，是吴与弼“生活教育”的一个逻辑起点。他在《日录》中记载：“莳蔬园中，虽暂废书，变贫贱所当然。”在劳动中读书，与在书房中读书是绝然不同的感受。他和学生一道，参加农业劳动，身体力验，从实践中感悟真知。吴与弼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并身体力行。“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箕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陈献章知道这是先生在教育自己要勤奋好学，远离懒惰。自此以后，陈献章便处处以老师为榜样，每日早早起床，与老师一起从事耕作，跟随老师一起读书学习。可以说日后陈献章得以开创江门学派，离不开在小陂书院跟随吴与弼学习到的东西。

三、躬行实践

台湾学者杨菁曾评价吴与弼道：“继承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想，重视下学的实践之功。”吴与弼虽致力于“求圣人之心精”，但他同时也认识到道德人格修养实践的重要性，这将会是“成圣”的一条重要途径。统观吴与弼的工夫学问，可以看到都是在围绕“成圣”这一终极目标所做出的方法论。吴与弼认为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但忽视“修身”，不爱学习，就不可能成圣。由此，他强调了下学工夫。他说：“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致，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学之功，此去何如哉！”([清]吴与弼：《康斋集(卷十一)》,《日录》，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7页)加强下学功夫，重视日常实践活动，才是成圣必不可少的一步。

“知行合一”是明代理学家提出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吴与弼践行观的主要思想。“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必然表现为可以行，不行就不能称之为真知。其二，以知定行，知决定行。知为行之始，行乃始之终。知是行的第一步，要先做到知。吴与弼提出，只有穷理方能修身，涵养气质，走向内心澄明“莹彻昭融”之境。他通过苦读静思圣贤之书，消化融合二程与朱熹的哲学思想，对天理反思，注重对事情的琢磨应对，克制自己粗暴的脾气，使之变得平和，进而克己复礼，涵养修身。

在行上，吴与弼认为应该学习“安贫乐道”的精神，追逐“孔颜之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用“富贵贫贱，庸玉汝成”(张载)和“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来告诫勉励自己，不要因外界的贫困和痛苦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性。 “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体现出了吴与弼即便忍受着贫穷寒苦，仍不忘自己的初心即成圣之心。真正达到了“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境界，继承了儒家“躬行实践”这一优良传统。

“践行”，不仅是一种感染人的力量，也是一种无形的高尚气魄。吴与弼身上体现的一系列自立、力行精神与高尚的人格，启迪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据记载，吴与弼的践行观被其弟子胡九韶及娄谅等人所继承，尤其是胡居仁开余干之学，陈献章创白沙之宗。吴与弼这种践行观是一种向内求心的功夫，在往后的心学思潮中具有“启明”的作用，启发了明代学者，预示着心学将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