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兴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学术、近代国学研究领域也是开创者，可谓是中国近代国学的第一人(1)国学概念中国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办的教育机构，与近代以来的国学概念显然不同。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学概念肇始于何人，现在尚无定论，但一些学者更倾向于认为是梁启超。如桑兵先生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中介绍，1902年夏秋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曾致信清政府驻日公使黄遵宪，商办《国学报》，因黄表示异议而作罢，桑先生据此评论说“此事议而未成，却是近代国学概念的重要肇始”。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胡适回忆自己早年在上海求学的经历时谈到梁启超，认为梁启超文字“明白晓畅”，且感情“浓挚”，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在少年人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并极言梁氏《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诸篇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3页。。诚如胡适所言，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章，可谓影响了一个时代；而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从国学概念的使用到国学立场、国学思想的变化，亦可谓百余年来中国国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一、梁启超国学研究的起点

笔者在《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一文中，曾从四个方面梳理了近现代批判中国文化之“大势”：一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歪曲、污蔑中国文化；二是来华西方传教士丑化中国文化；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者矮化、污名化中国文化；四是中国学人，尤其是新派学人，受上述三者影响推波助澜，掀起了文化批判的热潮，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亦由此展开(3)张洪兴:《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暨南学报》2018年第4期，第1-8页。。梁启超最初作为激进的革新家，在这文化批判的“大势”中显然是一个鼓噪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几年里，其诸多文章都在批判中国文化，批判中国奴隶根性。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他少年时致力于科第，对训诂词章之学颇为推重，但遇到康有为之后，康氏“新学”如狮子吼，给他以极大的震撼，由是他以旧学无用，欲“悉举而摧陷廓清之”(4)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其态度之坚决、行动之迅速，胸襟与气魄亦非常人可比。基于变革(维新)之需要，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激烈地批判，更是在国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所谓奴隶根性的问题。如在1899年《国民十大元气论》中，梁氏针对中国人尚古好古等特点，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俗论动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刬除之而化易之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5)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219-220页。如在1901年《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氏把中国“积弱”的原因概括为“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积弱之源于近事者”四个方面，其中“积弱之源于风俗者”一节中，梁氏概括了中国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个方面的特征，并予以激烈抨击：“嗟乎！吾不解吾国民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若是乎，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而奴隶视人之人亦即为自居奴隶之人，岂不异哉？岂不痛哉？”(6)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257-258页。在1902年《新史学》一文中，梁氏则从历史角度，对中国人的“正统”史学意识进行了激烈地抨击，并指是“奴隶根性”的体现(7)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05-506页。。

梁启超对中国人国民精神尤其是奴隶根性的批判，其思想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作为维新派的重要成员，救亡图强是其批判国民性的直接动因。梁氏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说得很清楚：“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8)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290页。故批判、破坏、革命是年轻的、热血沸腾的梁启超的首要选择，批判国民性自也顺理成章。其二，受进化论影响，如梁氏《论强权》中说：“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它力。强者常治弱者，实天演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它道焉，为当先自为强者而己。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强权乎，强权乎，人人脑质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9)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78页。把“天演”、进化论作为“第一大公例”，以至于鼓吹强权。其三，受西方和日本学者、传教士影响，如梁氏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说：“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于礼乐，吾虽不敢谓然，而要之中国数千年来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则断断然矣。”(10)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266页。梁氏从孟德斯鸠、福泽谕吉的论断中找到了批判中国国民性的依据。毋庸置疑，梁启超批判中国国民精神，所依据的当然是西方标准、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的清末，比来比去，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就一无是处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启超之前，严复(1853—1921)已开始批判中国国民的奴性问题。严复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1898年翻译出版《天演论》，给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为救亡图强，严氏在抨击满清政治腐朽、吏治腐败、百姓混乱的同时，开始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指向了国民精神层面，如《原强》(修订稿)中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1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辟韩》中说：“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1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36页。严氏认为中国民众“亦以奴虏自待”、中国之民“皆奴产子也”，此等议论皆开国民奴性批判之先声。可以说，在清末新派学人中，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如果说严复开其端的话，梁启超则奠其基。或者也可以说，严、梁二人的批判，使国民性(奴隶性)问题得以成立。

二、梁启超国学立场的转变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逃亡日本，在日本长达14年。桑兵先生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中评价梁启超学术时说：“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严格说来是从流亡日本后才正式发端，且一开始就与国学结缘。其生平一般分为戊戌、辛亥、民初、晚年四期，始终摇摆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而各有侧重。”(13)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在笔者看来，梁启超首先是变革者、政治家，他最初是作为政治变革的“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以斗争为主调，而在日本日久，受日本国学之影响，其思想为之一变。

当时日本国学之风正炽，国粹主义流行；日本人的爱国热情显然感染了身在异国他乡的梁启超，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日本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梁氏兴起保存中国国粹之念，亦有其特殊的际遇，正如桑兵先生指出“具体到创造性使用国学概念，还有因人而异的殊遇”(14)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79页。。桑先生所谓“殊遇”，一方面指梁氏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与“日本人订交，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者数十”(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另一方面，梁氏读了很多日本书，对日本学术广为涉猎，对日本政界、学界了解颇为深入。不过，梁启超学习日文用的是“数日小成，数月大成”的和文汉读法，对于了解日本学术文化只能浅尝，难以深究。其所撰时论杂文、学术著作，就观念架构而言，日本学界的影响显而易见。

日本国学显然触动了梁氏敏感的神经，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日本大肆西化、日本国力强大之后为什么还要鼓吹日本国学？而中国人又当如何？这当是梁启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之后鼓吹国学，其目的首先是为了“排除汉意”，也即去中国化；而随着国力的强大，在西化风潮的影响下，日本面临着“全盘西化”的危险，为凸显大和民族的主体性，日本学者鼓吹国学则为了对抗“全盘西化”——这是日本国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至于梁氏当时有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基于变革者的立场，梁启超一方面坚持着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悄然发生变化。梁启超曾受人种优劣论的影响，认为白种人优于其他人种。1902年，他在《新民说》一文中，从白种人好动、他种人好静出发，认为白种人是世界上优秀人种，具有勇猛、果敢、活泼、宏伟之气，以至于能够“雄飞于全球”(16)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37页。；而1903年，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却认为中国人种“固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甚至有了“东力西渐”的梦想，这与前文中对白种人的赞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虽然，梁启超仍然批判国民“萎靡腐败，自污自点，以受他人之辱侮宰割，无亦我国民之不知自重也”，但其基本的立场却是从正面来表述的，希望国民“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17)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第177页。。

最能体现梁启超态度思想发生变化的，是他在1902年至1904年写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写作时间跨度较大，其总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等内容完成于1902年；其“近世之学术”部分完成于1904年下半年，载《新民》1904年9、10、12月第53-55、58号。。在这篇文章中，梁氏有赞美、有批判，以赞美为主流。在该文《总论》中，梁启超把中国与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等古代文明相比较后，指出只有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实为“至美之国”，极尽赞美之情，为自己成为中华文明一分子而深有荣焉(19)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15-16页。。但同时，梁氏也论及中国国民的“奴隶性”，并谆谆告诫青年，一国立于天地之间，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为国家发展壮大，要对国之特质“淬厉之而增长之”，不可在摆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后，“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20)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16-17页。——梁氏此论极具前瞻性，之后的几年里吴稚辉等人开始提出消灭汉字，批判中国文化的浪潮亦渐次展开，乃至二三十年代胡适、陈序经等人主张“全盘西化”，都是“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结果。梁氏虽认为“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21)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49页。，但也指出了儒学“结果之良者”即“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其“不良者”即“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沉也”(22)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0页。，能从正反两个方面相对客观地评价儒家。在“佛学时代”一部分中，专设“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人”一节，在论及佛学中国化时，梁氏说：“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而自现一种特色。吾于算学见之，吾于佛学见之。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23)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77页。对佛学中国化的成功极尽赞美，并由此有了“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治之”的最美好愿望(24)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77页。！

相对于近代国学而言，该文关注的应该还是梁氏1904年下半年完成的“近世之学术”部分。梁氏在论及乾嘉间学术时说：“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25)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96页。在这里，梁启超自然而然地使用了近代国学的概念，其内涵与当下并无差异。这说明国学的观念在梁启超思想中已经定型、已经成熟了。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篇末，梁启超更是指出：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将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26)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105页。

梁氏国学观念，已经圆融无碍。梁氏所谓国学，也即其在该文前面所说的“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立国之“特质”即中国精神；倡导国学的目的即弘扬中国精神，凸显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这与日本国学并无二致。其实，在我看来，梁氏所倡国学，不管与日本国学有多少关联，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全球西化的浪潮中，坚持本民族的主体价值实为立国、立人之根本——这一点，正是梁启超倡为国学的价值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正是中国人应该向日本国学学习的神髓所在——与钱玄同、鲁迅、顾颉刚等人相比较，梁启超可谓学得日本国学之精髓者——即能领悟日本人鼓吹日本国学(日本精神)之用心，转而正面倡导中国国学；而非如钱玄同之流，仅学得皮毛，随日本人起舞，批中国，骂中国人，诅咒中国文化。此乃梁氏聪明睿智之过人者！

三、梁启超“适应新潮的国学”

1902年夏秋间，梁启超曾致信黄遵宪，商办《国学报》。黄遵宪在回信中曾说：“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2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2页。可见，在梁启超最初的规划中，“保国粹”“磨洗而光大”旧学为国学的基点，而梁氏所倡导的国学，也一直遵循着这一理路。这里，我们重点考察一下梁启超访美尤其是访欧后思想的历程。

1903年，梁启超受到美国保皇会的邀请，赴美考察近10个月，期间走访了纽约、华盛顿、费城、洛杉矶等美国主要城市，接触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对梁氏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返回日本后，梁氏完成了《新大陆游记》的写作，记录了自己在美国的见闻感想。《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指出，梁启超自美国归来之后，政治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放弃了“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4页。。梁氏政治立场的改变，一方面是因为较为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社会，既包括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取得的成就、美国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等，也包括直观地感觉到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如纽约贫民窟的脏乱破败、被机器“奴隶”的工人、总统竞选的“黑暗情状”、市政腐败之弊等；另一方面是因为梁氏比照在美华人与美国人人性人种的差异，进一步指出了华人乃至中国人优缺点。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氏以旧金山华人为代表，认为华人所长者是“爱乡心甚盛(即爱国心所自出也)”“不肯同化于外人(即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建国之元气也)”“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三者生计界竞争之要具也)”，华人所短者是“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进而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缺点是“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所以，梁启超依据中国国民的性状，反对中国共和立宪，他说：“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29)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第201-215页。在此基础上，1906年初，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长文，集中阐述了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的思想，其中也有“人民程度未及格”的原因(30)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五集),第352页。。

同梁启超访美情况不同，1918年底，梁启超率团赴欧洲考察，时间一年有余(31)梁启超访欧行程，自1918年12月28日至1920年1月23日。，期间梁氏自1919年的10月至12月，完成了《欧游心影录》的写作，思想又有了一次大的转变。该书第一部分《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之下篇《中国人之自觉》，集中体现了梁氏在了解欧洲社会(战后欧洲)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梁氏仍然强调思想解放，要求“既解放，便须彻底”。如何做到彻底解放呢？梁氏说：“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32)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76页。主张不受中国旧思想、西洋新思想束缚，强调思想独立性、主体性，而在《中国人之自觉》的最后一节，即第十三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开始探讨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责任与贡献，表现了梁启超较为强烈的文化自信。在该文中，梁启超提出了“中西文明化合论”“心物调和论”。

梁启超从责任说起：“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3)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83页。希望让中、西文明化合，产生第三种具有“更好的特质”的文明——此即“中西文明化合论”。梁启超特别提到了他与欧洲著名哲学家蒲陀罗的谈话，一方面，蒲陀罗告诉他，一个国家应该首先保护好自己的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并可借鉴其他文明，与之“化合”，催生出具有更好特质的文明来，这给了梁启超很大的启示；一方面，蒲陀罗对中国文化的由衷赞叹，也深深触动一直从事文化批判的梁启超；一方面，梁氏在同另外几位欧洲社会名士谈论中国先秦哲学时，“他们都跳起来”的赞美更让梁启超汗颜，以致有“对不起祖宗”感慨(34)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83页。。“心物调和论”其实是“中西文明化合论”的另一种说法，即要把理想与实际、唯心与唯物“调和”，将“理想纳到实际里头”，从而避免将唯物极端化，避免诸多精神问题的产生，这是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说法(35)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84页。。梁启超1923年1月曾在演讲中认为，以中国与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学问，在疗救精神问题方面比西方的学问好，东方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故而“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36)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六集),第53页。这大概是“心物调和论”最直接的诠释。

如何真正做到“中西文明化合论”“心物调和论”呢？梁启超在批判故步自封和“沉醉西风”两种倾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四步走”的方案：“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好处。”(37)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85页。这里，前三步都以本国文化为立足点，即便是使用西方研究学问的方法，也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所谓的“化合”，是在本国文化基础之上的生发与建构，是“磨洗而光大”旧学的进一步升华。梁启超“四步走”的文化路径，是他访欧一年余的最大成果。在我看来，梁氏自维新变法始，继又革命，继又保皇，在文化批判的浊流中，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可惜的是，梁启超在欧洲访问时，国内的文化批判正如火如荼，而更大的更猛烈的文化批判风暴正在形成，梁启超早已无力回天。

从欧洲访问回国后，梁启超的国学观、中国文化观已经成熟并定型。以1920年为例，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清代学术思潮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希望也产生如“文艺复兴”一样的影响(38)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18页。，这与其在《三十自述》中所谓要将旧学“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在《老子哲学》一文篇末，梁启超指出老子有大功德，“替中国创出一种有系统的哲学”，且老子的人生观是“极高尚而极适用”(39)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384页。，极尽赞美之辞，这与梁氏1902年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基本否定道家的态度截然相反(40)在该文“老学时代”一部分中，梁氏认为“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也。申而论之，三国、六朝者，怀疑主义之时代也，厌世主义之时代也，破坏主义之时代也，隐诡主义之时代也，而亦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也”。并指出“老学之毒，虽不止魏、晋、六朝，即自唐以后至今日，其风犹未息”。参见汤志钧等编: 《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4、68页。对老子思想完全予以否定、批判。。另外，梁启超也反思所谓的康梁新学。1924年在《亡友夏惠卿先生》一文中，他说：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他。(41)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第321-322页。

为了那些“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去进行狂热的“宗教式的宣传”，把几本传教士翻译的书当作“尚方宝剑”，斩向中国的文化，是耶？非耶？

1927年初夏，梁启超偕清华研究院诸同学游北海。期间，梁启超即席发表演讲，指出学术要以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做底子，一面求智识，一面求道术的修养，把二者结合起来(4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8-1139页。。他在最后总结说：“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4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44页。作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希望学生把做人与做学问结合起来；而此时梁氏所谓“适应新潮的国学”，则可以说是以中国文化(儒家道术)为本位的“中西文明化合论” ——这是梁启超对自己一生的反思吗？至此，梁启超国学的理念则臻于成熟。

总体看来，梁启超国学思想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起点，之后又回归传统，进而提倡“适应新潮的国学”。袁伟时先生在《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一文中提出一个“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44)袁伟时：《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第44页。并试图从20世纪国际大势、20世纪中国思想受西方思想尤其是极端思想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等三个方面予以解答，这当然也适用于梁启超。笔者这里想补充的是，梁启超并没有真正跳脱旧式文人的窠臼，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情怀，他的一生都在努力探寻中国的出路，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而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并不能救中国，回归传统并在传统之上创新是梁启超诸人经过岁月沉积、打磨之后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这对我们当下国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