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茜桐

摘 要： 梁遇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同时其译作也颇为丰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其作品的文学意义与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本文试图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梁遇春研究状况做较为详尽的分析与评述，以推动梁遇春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梁遇春 综述

引言

梁遇春是中国现代才华横溢、风格独特的散文家，虽其创作生涯只有短短六年，却留下《春醪集》、《泪与笑》两本散文集，所收录者皆堪称佳作。其译著多达二、三十种，《小品文选》等深受欢迎与敬慕，这也构成梁氏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

废名曾言：“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从上世紀三十年代开始，对其研究一直在进行。本文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梁氏研究状况做较为详尽的梳理，将以三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展开：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世纪末；三是新世纪以来。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梁氏关注并不多。由废名、刘国平和石民为《泪与笑》所作的三篇序和叶公超所作的跋，是当时对梁氏进行集中评述的佳作。言辞恳切，鞭辟入里，诸多论述一直为后世沿用。

废名的两个观点至今仍不断被开掘：一为梁氏行文“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二为点明梁作具有六朝文质素“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是六朝文章所特有”。刘国平追忆其人似火，提出其文晦涩生硬却包藏有浓情蜜意。石民缅怀梁氏健谈，另点出其思想从青春气象过度到阴郁情调。叶公超的跋文提出梁氏创作的矛盾感乃其生力所在，其人生态度来自书本经验，且首次提出梁氏深受兰姆和哈兹利特的影响，形成“悲剧的幽默”的情调。这三点成为梁氏研究的经典论断，该文也首次提及梁氏译作并给予高度评价。

郁达夫曾言说：“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梁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爱利亚了”，肯定梁氏散文创作的异域色彩和对兰姆的肯定，呼应了叶氏跋文里的观点。梁氏创作与英国Essay之间的联系成为后世梁氏研究的重要向度。

综上，产生了关于梁氏研究的经典论断，如梁氏创作以人生为表现对象，矛盾为生力所在，书本里的经验为重要支撑，受英国Essay和六朝文的共同影响。但皆为印象式评述，不够全面且缺乏学理性。散文创作渊源和不足之处涉及太少，对其译作关注不够。另由于历史距离过近，没有将其置于某一思潮流派中进行研究，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充分认识到。

二

梁氏创作研究与现代散文研究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后，散文研究陷入沉寂。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代散文回归带动对梁氏的研究，其热度渐增。

该时期的研究集中于对梁氏散文创作整体风格的评述。鲍霁在八十年代首次提出梁氏创作独具风格，具有一定历史地位。梁氏散文思想鼓吹“个性解放思潮”，艺术上“快谈纵谈放谈”，对后世创作意义重大。冯至的《谈梁遇春》忆人、评述相交织，延伸先前观点，指出梁氏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宋人的诗词学习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如何挖掘人生，并且受到晚唐诗的濡染，具有浓郁的诗情。吴福辉在《梁遇春：酝酿了一个好气势》指出梁氏散文拨正中国议论散文之短，其关于小品文的批评论断颇具卓见，同时以较大的篇幅论述梁氏创作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李庆西主要谈梁氏突破传统散文迷恋物化境界的窠臼，合中英散文两长。李光连提出梁氏创作从题材方面突破传统美文以“善”为表现中心的框架，引进“社会恶”的题材。

该时期也出现讨论梁氏创作与西方Essay关系的专论文章。《“中国的爱利亚”——梁遇春》和《“急景流年”饮“春醪”——关于梁遇春“伊利亚”体散文》主要讨论了兰姆对梁氏的影响。张振远认为梁氏散文中“悲剧的幽默”、“含泪的微笑”、浓郁的“掉书袋”的气息和自由松散、开放的“絮语”式的结构均来自于对兰姆的借鉴。韩素梅更突出了梁氏与兰姆之间的差异和前者对后者的超越。她认为梁氏散文具有中国文化色彩，长于议论，不忘启蒙，而兰姆偏于叙事，在文中消解了启蒙和崇高。林奇则通过探讨梁遇春与英国Essay之间的关系来评论梁氏小品文的审美价值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由李冰封整理、唐荫荪译校的《梁遇春致石民信四十一封》等史料的挖掘对研究梁遇春的生平，深入探究其创作、译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马晓声研究梁氏书评，称梁氏书评为现代书评尤其是介绍性书评树立了典范。《执着于人生的〈摸索〉》则是首次将其和文艺期刊相联系探究。

该时期的研究集中在梁氏创作风格及其成因的宏观描述和感性评价，形成以下共识：一为梁氏随笔风格独特，呈现为“笑涡里的泪”，具有“忧伤、奇诡的美”。二为梁氏随笔受英国随笔特别是兰姆创作的影响巨大。此外，研究面有所扩大，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开始出现逻辑严密、论证清晰的学理分析。但关于其译作的文章仍未出现，这为下一时期的研究留下空间。

三

新世纪以来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如讨论其译作，探讨其语言风格，将梁氏散文置于流派和中国散文整体中加以讨论，以梁遇春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也开始出现。

该时期仍继续关注创作风格，一方面延续上一时期的归纳，认为其散文融合东西方创作风格，人生态度恬淡悲观，思想独立自由，接续其具有“奇诡、黑暗之美”的观点。同时新视角开始涌现，张素丽指出，梁氏采用想象性等笔法展现了审美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对世俗的超越。另外，王明丽用生态文学的观点解读梁遇春的散文，指出梁氏在自然与人和谐一体的生态维语上，主张人性与自然皆是活的。2015年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梁遇春散文的存在主义特征》，以存在主义为方法论，探究梁氏散文中涵摄的审美维度和内质特征。

和英国Essay的比较分析逐渐从“求同”转移到“寻异”，重点转移到对梁氏自身的独特性和寻求传统文化的印记上。江震龙和庄文泉的《兰姆、梁遇春散文比较研究》和黄伟的《中国的伊利亚：梁遇春散文兼与兰姆随笔比较》提出梁氏创作题材较窄，伤感色彩浓重，以议论见长，而兰姆范围广且有节制，善于写人等。并对论题加以深化，提出外来影响的关键作用是为民族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提供形式起点。《六朝文风的遗响——梁遇春散文艺术探论》，认为现代文人有和魏晋文人悄然相接的心理基础，作品都具有“闲、随、杂、散、奇”等特色，而梁氏创作恰接续了六朝遗风。

文体研究也有精进。在此前的“学者散文”和“伊利亚体”之外，灵智散文，智者的文体、雅致的文体等评述出现。黄科安则认为梁氏散文为“杂谈式”随笔。

单篇文本研究较为突出。集中在《吻火》（5篇）与《途中》（4篇）。《读梁遇春散文〈Kissing The Fire〉》是比较突出的佳作，主要突出梁氏“吻火”的人生态度与精神，对后世加以警醒。

语言特色也进入研究视野。一方面认为梁氏语言文思翻飞，博识广闻，智慧闪烁，感情细腻。另一方面认为其语言具有“冒险”特色，走的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

另一亮点是从群体性视角出发，审视梁氏创作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意义。陈啸认为，梁氏散文突破了传统散文全知全能的单一视角，体现了京派散文文体的成熟。王兆胜提出，梁氏创作最早、最内在地将西方Essay精神传承到中国，奠基之功不可忽略。蒋益指出梁氏的小品文观点对促进现代小品文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嬗变具有重要意义。

对其译作的关注是该时期的最大亮点。《直译加注释——评梁遇春的翻译风格》直接论述了梁遇春独特的翻译特点。荆素蓉改换思路，以译作序跋为研究对象，弥补了梁遇春研究的不足。《构建译家心中的英国随笔谱系》则论述了梁氏译作能起到从宏观的视角更加完整地把握英国随笔艺术嬗变的内在理路和总体趋势。王烨认为梁氏的创作世界和翻译世界存在潜在和显在的“对话关系”，其个人话语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体格式均主要来自其所译英国小品文。博士学位论文《梁遇春翻译研究》对梁遇春生平、所处时代、尤其是译事概貌、对翻译活动的认识、翻译作品语言特色和翻译对创作的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证，是最为全面关注其译作的作品。

综上，新世纪的研究承袭了上一时期包括三十年代的部分基本命题，如艺术风格的探索。语言和译作探究的初现，及群体性视角的关照都是亮点。但对基本命题的研究观点重复、难以出新，某些研究视野过于狭隘，如传统文学的内应视野应更加博大，外来文学的影响应有过程性描述而能以“本土化”一言概之。

四

综上，梁氏散文创作研究远热于其译作研究，新时期以来有所好转但仍需深入。在创作领域，其散文风格与西方Essay之间的比较研究得到的关注最多，研究最为深入，形成诸多共识。其创作与中国现代散文和传统小品文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应继续深入研究。语言风格、文体特色的探索所依赖的文本细读虽有佳作，但并不足够。现有研究虽已趋于立体化，但仍可以继续挖掘：一是梁氏思想中深刻的“怀疑论”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借此研究五四后十几年各种青年人的思想及其变化。二是对梁氏深受中西文化濡染的事实应做过程性阐释。三是梁氏创作具有“青春写作”的特点，可继续研究。四是可与五四时期散文家做比较研究，以此发散，思考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变迁和该类作家的沉寂。

废名曾说梁遇春是“一树好花开”，虽花朵已凋，但芳香永存。期待梁遇春酝酿的好气势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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