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晔

法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华拥有大量经济利益的主要西方列强之一，深度介入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宗教事务，在对华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为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之重镇。法国人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被认为是西方汉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先驱者之一，他编撰了著名的《中国书目》，并与其他学者于1890年创办了重要的东方学研究期刊《通报》。从1900年到1922年，考狄在《通报》上先后发表了8 位中国名人的讣告。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与外国交涉的中高层级外交洋务官员，包括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第二类为事实上掌握晚清外交通商大权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包括李鸿章、王文韶和刘坤一；第三类为在朝廷负责国政大事的中枢重臣，包括翁同龢和荣禄。除伍廷芳外，其余7 人均在清末最后十年间相继去世。考狄的讣告篇幅通常不长，短的只有数行，长的也不过一页，所作描述和评论的内容大都较为简洁平实，但从同时代“他者”的角度，特别是从法国人和法国关切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名人的一生，仿若“西洋镜”，有其独特的视角，颇有研究价值。

一、外交洋务官员

外交洋务官员是晚清被迫打开国门后出现的新兴官员阶层，他们通晓外语，深谙洋务，深受西方影响，是外国人接触最多、最为熟悉的大清国官员。考狄讣告中的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即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任职，成为当时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洋务的“关键三人”。考狄于19世纪70年代前后在上海旅居工作过7年，随后在法国受雇参与首批大清船政学员赴欧留学工作，与马建忠、罗丰禄等人有直接交往，后来还一直保持书信往来①法国科学院图书馆考狄档案中保留了其与马建忠的六封法语书信，其中最后一封信写于1897年。参见马骥《高第（考狄）档案中的马建忠法文信函——兼论高第与马建忠关系》，《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彼此相互了解，因此在讣告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受教育背景和参与的重要洋务外交活动。

（一）马建忠

马建忠是考狄撰写的系列中国人讣告中的第一位。在1900年《通报》第2 辑第1卷，考狄介绍了马建忠的生平，全文如下②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Ma Kien-tcho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 No. 5 (1900), p. 492。：

我们在最近一期刚刚对《马氏文通》做过书评，马建忠1900年9月3日在上海过世的消息令我们非常震惊。他患有哮喘，肺不好，可能由此导致了病亡。马出生于松江泗泾镇一基督徒家庭中，三兄弟中的老幺，受洗时取名Mathias。1877年，他随李凤苞和日意格带领的使团来到法国，进入政治私立学校学习，法学院毕业。回国后，马建忠接替唐景星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为母亲守孝期间重回法国2至3年。去年他曾欧洲旧地重游，到罗马为自己过往的过错忏悔，他的葬礼按基督徒的方式举行。

考狄与马建忠自青年时代即相识，两人交往一直持续到马建忠晚年。1877年，李鸿章派遣大清国第一批船政留欧学生赴英法德三国学习，团队由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李凤苞和正监督日意格分任华洋监督，马建忠为团队随员，考狄受聘为团队的法文秘书。马建忠留法三年后回国，进入李鸿章幕府从事洋务。1882年底，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代表就越南事务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 Albert Bourée）签订了《李宝协议》，并在1884年《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谭群玉：《马建忠的外交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然而在讣告中，考狄并未过多着墨于马建忠的职业生涯，而是强调了他的基督徒身份和葬礼形式，以此显示马建忠的西化并暗示两人在精神层面的共鸣。考狄提及马建忠于1899年曾欧洲旧地重游，但语焉不详。事实上，马建忠转入商界后就积极提倡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近代实业，曾亲赴欧洲募集资金开发山西煤矿。1900年2月，在伦敦招商期间，马建忠还专门拜访老朋友驻英公使罗丰禄，罗丰禄设午宴欢迎并招待其看戏④张德彝在1900年2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六）的日记中记载，“巳刻，马眉叔（建忠）来拜，闻其来此系招洋人集股山西开矿”，“即时星使约其午酌，并定明晚观剧，因彼此皆二十年前经李丹崖星使带来水师学堂旧同侣也“。参见张德彝《六述奇》，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51-552页。。因此，仅仅半年后马建忠就突然过世，令考狄感到“非常震惊”，并推测可能是肺部旧疾导致。

（二）罗丰禄

在1903年《通报》第2辑第4卷，考狄详细介绍了罗丰禄的生平，全文如下⑤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 Lo Foung-lou,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4, No. 3 (1903), p. 256。：

1877年我和罗丰禄在伦敦曾共度过几个星期，当时罗丰禄和他的上司李凤苞一瘦一胖，对比鲜明，此后他俩在各方面都旗鼓相当。罗生于1850年，在日意格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以李凤苞英语秘书的身份陪同出使欧洲，李为福建政府遣欧的两位官员之一。李任驻柏林公使时罗随行。1881年回国，此后成为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僚。他和马建忠二人在促成1884年《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谈判中均发挥了突出作用。罗陪同李鸿章出使日本，参加最终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的谈判，随后是令人难忘的欧美之旅（1896年）。1896年11月，罗授命为驻英、意、比利时公使。罗在伦敦以精湛的英语大受欢迎，但由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型工业中心的一次考察以及与雅提克俱乐部经理的关系，受欢迎程度打了折扣。1901年罗授命驻圣彼得堡公使，但从未就任该职。他自回国后健康大不如前，于6月9日死于故乡福州。他有一些著作，译著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和查尔斯·贝思福勋爵的《中国的分裂》。

罗丰禄是考狄所熟悉并十分欣赏的晚清著名外交官，与马建忠一起出现在1877年第一批船政留欧学生团队中，其身份是英文翻译，后来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并兼任驻英使馆翻译。次年7月，罗丰禄曾随李凤苞前往巴黎访问①杜志明：《罗丰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加入李鸿章幕府后，罗丰禄也成为1884年《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谈判中的关键角色。考狄对罗丰禄担任驻英公使后的经历尤其关注，指出他以精湛英语和翻译成就受到欢迎，也提及令他名望受损的一个事件。时任驻英使馆参赞张德彝在日记中记载，1899年11月到1900年2月间，罗丰禄在伦敦雅提克俱乐部（Article Club）经理考安的安排下，曾多次赴利物浦、考文垂、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地的制造企业访问。考安是犹太商人，精于算计，刻意交好罗丰禄。他打着中国公使的旗号，以广阔的亚洲市场为诱饵，登报招募知名制造厂商加入其俱乐部，只有入会企业才安排罗丰禄前往访问，而入会费高达二三百英镑②张德彝在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1900年2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考安登诸新报，谓伊将随引中国公使往游通国著名各厂，以使该厂名传雅洲，生意兴隆，而公使身临其地，亦与该厂增荣”，“既求其人，则须入会，盖初入会者须费至二三百镑也”。参见张德彝《六述奇》，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49页。。此事在当地引发了负面舆论，可能导致罗丰禄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打了折扣”。

（三）伍廷芳

在1922年《通报》第2辑第21卷，考狄介绍了伍廷芳的生平，全文如下③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 Wou T’ing-fa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21, No. 4(1922), p. 365。：

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家之一伍廷芳刚刚过世。他1842年生于新加坡，父亲广东人伍荣彰，娶英国殖民地中国基督徒客家女子莲娘为妻。伍原名伍才,四岁时和家人来华，在香港圣公会差会的圣保罗书院上学，后赴英国学习并于1877年获律师资格。1882年伍应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与罗丰禄同为幕僚。1896年11月，他出任驻美公使，1903年5月召回，继9月任商部左侍郎后，12月任外务部右丞，而后为外务部右侍郎。1907年秋再次出任驻美公使，但两年后被召回。袁世凯去世后，他成为外交总长。

伍廷芳是晚清民国杰出的外交官，自英国学成返国途中曾经于1877年夏天到访过法国，期间是否与考狄见面或认识尚无史料可证明。伍廷芳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长达14年，期间重要的对法外交活动包括1886—1887年参与了《中法中越边界陆路通商章程》的交涉和签订。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和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民国，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担任南方议和代表，成为西方列强竞相拉拢的革命党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南北方议和期间法国积极支持袁世凯势力，施压南方尽快妥协①葛夫平：《法国与清末政局》，《史林》2015年第5期。，法国政府训令驻上海总领事喇伯第（La Batie）通知伍廷芳，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尽快接受晚清政府的君主立宪制②吴乾兑：《1911年至1913年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二、南北洋通商大臣

第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对外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开放了天津、营口和烟台。为管理对外通商事务，设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分别驻节上海和天津，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增强口岸通商与地方事务的统筹能力，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之前为江苏巡抚）兼任。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又授权南北洋通商大臣督办海防，参与外交、国防、洋务等一系列全国性事务的决策，“凡涉洋务均在管辖范围之内，军事、交通、税务、教育等无不与闻”，遂为晚清事权最重的两大地方疆吏，在对外关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01年外务部成立之前实际上是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考狄讣告中的李鸿章、王文韶和刘坤一，在他们仕途的重要阶段都出任过声名显赫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在西方列强心目中，他们均为支持对外开放的晚清改革派。从维护各自在华利益的角度考虑，西方列强普遍支持和同情改革派，对改革派人士予以特别关注，自然成为考狄笔下讣告的事主。

（一）李鸿章

在1901年《通报》第2辑第2卷，考狄介绍了李鸿章的生平，全文如下③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 Li Houng-tchang,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2, No. 5 (1901), p. 387。：

中国著名政治家李鸿章11月7日在北京逝世。道光三年，即1823年，他生于安徽省合肥。《通报》（VIIP.257）曾有一篇关于李鸿章的评述，我近期将在《两个世界》这本杂志中再次追忆李繁缛的公务生涯。我们仅在此略记他的仕宦轨迹：1859年福建道台；1862年，江苏巡抚；1868年2月，南洋通商大臣；1867年湖广总督；1870年，直隶总督；1875年大学士；1882年丁忧；1884年9月，再任巡抚和大学士；封肃毅伯；1885年10月北洋大臣；1895年出使日本和谈；1896年出使欧洲参加俄皇加冕仪式；1896年10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认为，李鸿章”对当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法关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④[法]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页。。李鸿章曾三度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任时间累计长达25年。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手处理天津教案，开始涉足洋务，此后负责一系列对法外交事务，主导签订的中法协议包括1882年《李宝协议》、1884年《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又称“李巴协定”）、1886年《中法越南边界陆路通商章程》、1888年《中法滇越边界连接电线章程》以及与法国等列强有关的1901年《辛丑各国和约》①王瑛：《李鸿章与晚清条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在施阿兰的心目中，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对法持友好亲善的态度，因此把李鸿章当作“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忠实盟友，一个不平凡而有用的助手”②[法]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23页。，受到法方的高度重视和欢迎，1896年其出访巴黎时登上当时法国第一大报《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的头版③https://www.alamy.com/search.html?qt=%20Li%20Hung%20Chung&imgt=0。。考狄在讣告中以“繁缛的公务生涯”一词对李鸿章的仕宦轨迹予以盖棺定论，当然他并不满足于此，对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晚清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更全面评价体现在1896年他在《通报》上发表的一篇综述论文《一位中国的政治家——李鸿章》④Henri Cordier, Un homme d'état chinois: Li Hong-tchang,T'oung Pao, First Series,Vol. 7, No. 3 (1896), p. 257-261.。

（二）刘坤一

在1902年《通报》第2辑第3卷，考狄简略地介绍了刘坤一，全文如下⑤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Lieou K’ouen-Yi ,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 No. 5 (1902), p. 339。：

两江总督因痢疾于1902年10月6日在南京驾鹤西去。刘于1830年1月21日生于湖南衡阳，大家可在我《1860—1902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中读到关于他的生平详述。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刘的南京一职。

刘坤一的讣告落墨寥寥，但这并不表明考狄对这位晚清要员的忽视。在同年刚刚出版的《1860—1902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这本专注中，考狄详述了刘坤一与西方列强的外事往来⑥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Paris, F. Alcan,1901.。刘坤一曾四度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时间累计长达12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督抚的重要首领。作为当时负责上海——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中心区域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举动自然备受外界的瞩目。1900年庚子事变时，为防范列强干预，刘坤一联合张之洞等南方督抚，推动“东南互保”，与驻上海各国领事团签订《东南互保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稳定了东南局势⑦[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250页。。期间，为了制约势力强大的英国，刘坤一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与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de Bezaure）等多国外交使节密切沟通，积极应对英军登陆上海事件，基本上维持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平衡局面⑧戴海斌：《“东南互保”之另面》，《史林》2010年第4期。。刘坤一离世后谁来接任这一关键岗位是引人注目的，因此考狄在讣告中点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临时代理，这是一个让列强放心的重要人物。

（三）王文韶

在1909年《通报》第2辑第10卷，考狄介绍了王文韶的生平，全文如下①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Wang Wen-chao,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0, No. 1 (1909), p. 91。：

近三十年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家之一王文韶于1908年12月15日在故乡浙江逝世。1852年王及第入京，权户部主事（1857年），先后任驻汉口湖北按察使（1864年10月，原文湖北道台）、湖南布政使（1869年6月）、湖南巡抚（1872年6月）。1878年王应召进京，授兵部左侍郎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78年8月），军机大臣上行走（1879年1月）。1882年遭御史张佩纶弹劾，被排挤出总理衙门，归母丧（1882年12月）。再度出山后任湖南巡抚（1888年4月）、云贵总督（1889年6月），1895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赴日谈判，在1895年2月将北洋大臣及直隶总督大印交给王。1898年8月2日，光绪百日维新时，北京的报纸②梁启超1898年8月17日创刊《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时间与此处不符——译者注。发布皇室政令，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由王文韶和张荫桓负责，二人皆为总理衙门大臣，主张由中国人全权管理路矿事务。1898年6月23日，荣禄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接替因1898年6月15日诏书而失宠的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和奕劻为1902年4月8日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签署者。王自1902年1月起督办矿路总局。1899年12月，成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1901年1月晋升大学士。1905年7月退休。

考狄在讣告中将王文韶视为“近三十年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家之一”，并将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描述甲午战争后王文韶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的经历，特别对王所负责的路矿事务着墨颇多。在华修筑铁路牵涉到路权等重大经济利益，历来为西方列强所瞩目并群起竞逐。法国尤为积极，早在1885年的“李巴协定”就约定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③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66页。。王文韶在直隶总督任上与张之洞一起大力推动建设卢汉铁路，法国深度介入，极力争取为项目提供融资和路权利益。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曾说：“北京至汉口铁路应是连接法国在中国南方的铁路，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满洲铁路的纽带，它将确保法俄两国的铁路网今后连为一体”④[法]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66页。。几经博弈，卢汉铁路项目450万英镑外债名义上从比利时借款，背后却是与英美德抗衡的法俄势力，三分之二的借款资金事实上来自法国资本，经理借款和财务监督事宜的华俄道胜银行也由法俄合资、法方实际控股⑤黄伟：《清末兴建京汉铁路筹款期间法国的幕后操作》，《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光绪百日维新时，王文韶被召回到京师担任督办路矿大臣。他主张由中国人全权管理路矿事务，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晚清政府历经抗争后终于成功收回了卢汉铁路路权。王文韶的主张和行动牵动了法方利益，这可能是考狄认为他“引人注目”并为之撰写讣告的缘故。

三、中枢重臣

考狄讣告中的翁同龢和荣禄均担任过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入阁拜相，成为最高决策层的中枢重臣①1898年荣禄曾短暂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个多月，但未实授，故本文将其归入中枢重臣类。，在晚清政局中有极大的影响力。两人一为“帝党”，一为“后党”，在西方列强心目中分别为晚清政坛保守派人士中的对外强硬派和温和派。

（一）翁同龢

在1904年《通报》第2辑第5卷，考狄撰写的翁同龢讣告全文如下②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 Wong T’ong-ho,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5, No. 4 (1904), p. 467。：

业已致仕的前大学士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于1904年7月3日在江苏无锡老家附近逝世，享年78岁。翁同龢于1856年荣膺状元。

考狄讣告中的翁同龢定格在“状元”和“前大学士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其他履历几无述及，是8 份中国人讣告中最短的。作为清流派的首领，翁同龢对晚清洋务活动总体上持谨慎态度，反对签订对外不平等条约，虽然后期保守思想有所缓和。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初入军机处当值的翁同龢极力主张派兵入越，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在镇南关大捷后反对与法国媾和。1894年后，翁同龢再入军机处并于次年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直接涉法外交事务渐多。1895年中法商务专条签订后，法国驻法公使施阿兰多次到总理衙门交涉在华筑路、开矿、通商、借款等事宜。翁同龢不同意轻易妥协，不满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与施阿兰达成的协议，恶之甚殊，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称其为“施鬼”③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北京：工人出版社，2012年，第319页。。施阿兰对翁同龢的评价同样也是负面的，认为他“相当缺乏办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也没有足以控制政权的手腕”。对这样一位关键但却为列强所反感的总理大臣，在讣告中考狄用寥寥几笔来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荣禄

在1903年《通报》第2辑第4卷，考狄介绍了荣禄的生平，全文如下④法语原文详见Henri Cordier : Jong-Lou,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4, No. 2 (1903), p. 163。：

由于擅长利用对太后的影响力，大学士荣禄去世时（1903年4月12日）无疑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是一位满族人，1891年12月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11月太后在京60大寿庆典中，他被选为祝寿代表之一，代表陕西，后被任命为蒙古联盟的常驻外交代表。在被皇帝召见时，荣禄颇得欢心，皇帝取消了对他的最新任命，令其留守北京为办事大臣。很快，荣备受恩宠，1894年10月，留京办事大臣，11月，晋升正白旗步兵统领，12月入总理衙门办事；1895年8月，授命兵部尚书；1896年6月，协办大学士;1898年6月，大学士、户部尚书，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1898年6月23日）。1898年受到改革派谴责，躲过了威胁他和慈禧太后的政变，1898年9月20日懿旨废帝。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作用很大，他属于温和派，围攻外国使馆区时端王和董福祥受到荣禄掣肘，使馆区才得以解围。他随驾到西安。1901年12月，荣禄任太子太保，皇族奕劻接替他为军机大臣。

荣禄是讣告中唯一的满人，考狄准确地将他定位为那个时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时西方外交官的心目中，荣禄深受慈禧太后信任，但其对外形象是复杂多面的。一方面，在戊戌维新期间，掌握兵权的荣禄站在保守派慈禧太后一边，无情地镇压了光绪皇帝和改革派的变法，受到西方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庚子事变时，作为驻扎京畿“武卫军”的最高指挥官，荣禄对慈禧太后进攻北京使馆区的懿旨阳奉阴违，对极端仇外的端王载漪和董福祥时时予以牵制，导致停停打打，围困使馆区五十六天终无功，颇为西方认可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265-266页。，后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对这样一位的“温和派”多面人物，考狄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在讣告中不厌其烦地介绍其仕途，特别是作为高级军事将领的履历，并详述其在戊戌、庚子事变中的角色，这与翁同龢的简略讣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以上8 篇讣告，考狄还在《通报》上发表了大量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事实上，考狄中文水平不佳，自从1876年离开上海后，他终身再未踏足中国。但他始终保持对远东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终其一生以研究东方世界为业。由于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他极其擅长收集、整理图书资料和各种信息。

考狄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有关中国的西方新闻媒体报道，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中法新汇报》等在华发行的英法语刊物；二是有关中国的西人著述，考狄广泛收集自16世纪中叶至1921年左右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书目，编辑成五卷本的《中国书目》出版，是西方汉学的经典书目；三是大量的私人通信往来。Chang Ting（2016）对保存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的考狄个人档案进行了研究，发现从1875年—1925年，考狄通过广泛的私人信件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②Chang Ting，Crowdsourcing avant la lettre: Henri Cordier and French Sinology, ca. 1875-1925. Esprit Createur, 56(3). 2016 , p. 47-60.。考狄的早期通信伙伴包括在华教会人士、外交官员、使馆医生和其他在华工作或生活的人士；后期的通信伙伴包括他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和巴黎自由政治学院的学生，比如戴密微等。

正是有了及时顺畅和多元化的信息渠道，考狄能时时刻刻掌握着中国发展和变化的脉络，这使得他撰写的讣告看似寥寥数语，却往往能抓住事主生平的关键信息。当然，由于作为法国汉学家的背景，考狄特别关注事主与法国之间的交集，在讣告的字里行间无意中也流露出了来自法方的关切，这种角度无疑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理解晚清政坛和外交上的风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