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婷

明清之际，在急剧的历史变动下，杜诗在文人中不断被加以揄扬，阅读、评点、注释杜诗之人颇多，而在众多遗民当中，这种现象则更为普遍。清初大儒，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皆可视为“遗老之魁硕，后学之津逮”①尹协理:《傅山全书》第20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对于杜诗，他们的解读与宗尚观念显出差异性，如顾炎武《日知录·杜子美诗注》，以严谨的考据方式对杜诗进行注释。虽然王夫之对杜甫颇有微词，言其“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②王夫之：《明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但这并不会削弱其他文人的崇杜之心，况且他的《唐诗评选》一书，评选杜诗的数量亦占据首位。③在王夫之《唐诗评选》中，评选杜诗乐府十二首，五古十九首，五律十九首，五言排律四首，七律三十七首，与其他诗人相比，数量上占据首位。山河失色，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人格及其诗歌中“国破山河在”的情感书写更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他们透过对杜诗的解读与评点找寻心灵的慰藉，此间又特别关注其“诗史”的内涵。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遗民注杜、评杜者尤多，如王嗣奭《杜臆》，朱鹤龄《杜诗辑注》，卢元昌《杜诗阐》等。相较而言，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就显得黯淡。傅山作为山右遗民的代表，诗文中不仅多见对杜诗的崇尚之语，他还单独著有《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杜诗通批注》与《杜诗韵字归部》，推重杜诗之心，可见一斑。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是：傅山对杜诗的宗尚是在什么样的文学境域中形成的，它以何种文学样式而存在，这反映着傅山本人怎样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