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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7—18日，“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由敦煌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敦煌市博物馆承办，来自国内20 多家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近60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与会学者围绕敦煌历史地理、民族关系、艺术宗教、丝绸之路中西交通方面与“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等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阐述分享对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现将部分内容及观点整理，简要介绍如下。

一、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

与会学者们对于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历史进行了广泛探讨。邯郸学院的任乃宏等通过分析古籍《穆天子传》，对周穆王的西行和东归路线提出了新说，在目前被学界广泛接受的“丝绸之路”含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先秦丝绸之路”的概念。新乡学院的王连旗更关注历史给予我们的现实经验。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国家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开通及保障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的努力，总结成功经验，建立起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陶兴华等从先秦时期河西走廊独具特色的文化发展，证明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和互鉴，同时提出了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发生区域并不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互动交融的交界区域和重要场所应该被确定在比河西走廊更加偏西和偏北的地带，或许是在中亚绿洲和北亚草原地带的观点。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僧海霞则将重点放在了蒙元这一特定时期，解析当时中原人士与现实迥然有别的西域观的形成是以话语主导者的政治需要为基础，再现了中原士人域外地理认知所受的掣肘和遭遇的困境。河西学院的王红成等则把目光聚焦于肃州，从明代肃州的军事城防设置、朝贡使臣的东行路线和当时的贸易往来，说明肃州在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李若愚，以饶宗颐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为出发点，梳理其近年来相关研究，阐释学界关于中国与波斯关系的观点，对“黔首”“立石”“郡县制”这些行为与波斯有关的观点提出新解，认为中外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与互动，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相似的习俗、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分别发展是存在可能的，以期对早期的中西交通史有新的认识。

敦煌历史研究，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敦煌”一名的含义，在历史上一直都有着多种解释。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李并成对多名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后，认为探究“敦煌”一名的准确本义，还是应回到对其原始资料《史记》《汉书》等有关记载的准确解读上。对于东汉应劭所言“敦，大也；煌，盛也”，这一解释，认为所指并不限于敦煌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所指“广开西域”。敦煌得名的原生性即在于西域的开拓及丝绸之路的开辟。西北大学的黎镜明从东汉敦煌郡对西域事务介入的性质、动机和成效出发，分析了对西域的管控意愿和管控能力明显弱化甚至缺失的东汉中晚期，敦煌郡在应对西域危局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东汉敦煌郡介入西域事务的条件和局限，否定了东汉敦煌郡介入西域事务的“代管说”和“大族自利说”，认为东汉敦煌郡对西域事务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央缺位情况下的地方补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马燕云，从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的饮食生活进行分类研究，得出了当时敦煌民众饮食消费内容的多样化，即主体可分为主食消费、副食消费和茶酒消费，以及饮食消费的社会性，即饮食消费的等级性和民族性的结论。

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与文化研究

在此次会议中，学者们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汉简、斗瓶、梳篦画像砖等进行了研究探讨。在敦煌汉简研究上，河西学院祁连学者李炳泉，综合分析了敦煌汉简、居延新简及其他相关史料，认为“将卒长吏”主要是指受郡国委派护送所发戍田卒至服役地和从服役地迎回“罢卒”（即服役期满的戍田卒）的县、侯国之长相丞尉，或是指县、侯国秩四百石（成帝阳朔二年前为五百石）至二百石的治民官；县令作为秩六百石至千石的长吏，享有不承担包括“将卒”在内所有“吏徭”的特权，不在“将卒长吏”之列。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杨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汉简，对汉代河西归义少数民族及其管理方面作进一步探讨，认为汉朝对河西归义民族实行灵活管理体制，并辅之优待政策，既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又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对保障汉朝边疆安全，维护河西社会稳定，促进丝绸之路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丽红以敦煌马圈湾汉简武都郡籍戍卒省作简册入手，从戍卒籍贯、年龄、省作地点、代替人员及钩校符上体现出汉代边塞省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有序性和组织严密性。

在丝路沿线出土文物考察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史浩成对敦煌地区墓葬中出土的朱书或墨书等文字符号较为清晰的81 件斗瓶进行详细的整理与分析，对其形制进行分类并总结从曹魏至唐代时期各自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当时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敦煌地区在长期受丝绸之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且体现在敦煌地区的丧葬习俗之中。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金玉考证了甘肃河西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随葬衣物疏中所记的8种名物，得出了《赵年衣物疏》所记“黄绐”是一种黄色的头巾，《左长衣物疏》所记“单被”是一种上身衣物，《郭富贵衣物疏》所记“绯绣把”是一种陪葬墓中系有红色刺绣过丝织物的手握，《姬瑜妻衣物疏》所记“緷襦”是一种纬向织制的丝织品制成的上身襦衣,《周女敬衣物疏》所记“青䌵”代指一种青色的上衣，《周女敬衣物疏》所记“金铓”是一种装进“严具”的金饰品，《夏侯妙妙衣物疏》所记“黄远蔾子”是一种黄绿色且可食用的植物，《桓眇亲衣物疏》所记“鍼桐”是类似于今天针线包一类的缝纫工具包的结论。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的米雅楠则对新疆地区汉代的梳篦进行了分类整理，发现相较中原地区，新疆地区汉代的梳篦形制流行速度慢一些，梳篦主要的特色是朴素，且同一类型的梳篦之间没有太大变化。

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杨贺站在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认为中古时代西域音乐东渐对文学的影响则要归结为“西乐东渐——同汉地音乐融合并接受其反拨——为汉地文学所用——接受汉地文学的改造”这样一支四部曲，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南北方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古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荆楚理工学院艺术学院龚伊林研究了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上的一些典型的艺术形象及其文化特征，并借用两河文明、爱琴文明、草原文明等诸多艺术因素用以分析其纺织品图案的复杂性。表明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受西亚早期文明、中亚贵霜及草原文化圈的影响较大，是丝绸之路东西文明交流的产物，是服饰文化高度发展的反映。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的刘春山基于对石窟艺术的考察，将元青花大盘与敦煌唐代石窟圆光装饰形式比较研究，认为元青花大盘复杂华丽的同心圆装饰形式不仅受益于中亚金属器，来自敦煌石窟的圆光也对它产生了影响。开封市建设委员会的宋喜信通过北宋东京天清寺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佛像砖，结合敦煌藏经中出土的东京天清寺《开玄钞》，以及北宋有关“纸画”“印施佛像”等文献，论述了敦煌出土的“行脚僧”纸画，应是源于宋初，且有出自北宋东京城之史迹。也依据“牵虎行脚僧”“伏虎罗汉”和“伴虎僧”等三种类型“僧虎同框”的图像实例，阐明了“伏虎罗汉”有别于“伴虎僧”的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杨荣春则从沮渠牧犍在译经造塔、抄经写经、开窟造寺、塑像壁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的发展出发，论述了沮渠牧犍对北凉佛教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湘潭大学碧泉书院的刘啸虎将关注点放在了唐代前期西北边地军人的日常饮食及进食方式上，从麦饭与马盂中窥探与唐代前期经略西北的军事态势。

在对丝绸之路沿线近现代的历史研究中，上海师范大学的康越良回顾了过去40年来有关民国时期甘肃开发史的研究状况与主要成果，厘清现有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明确今后研究的目标与方向，对不断丰富和完善甘肃开发史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侯培和则以甘肃省为例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烟毒治理及绩效进行了分析总结。美籍独立学者任光宇在梳理学术界近年成果的基础上，将清末涉及敦煌遗书流失和抢救的60多位相关人物，分为失职官员、无为学人和有功之人三大类，逐一排列并尝试给予功过评议。

三、敦煌壁画及文献研究

敦煌壁画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秦丙坤和秦凯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琵琶意象进行了分类分析，阐述了琵琶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见证，在唐与西域、唐与日本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陈凯源在对莫高窟第23窟的造像意涵及功能分析后，认为该窟很有可能是一个以“法华”为主题，含摄不同礼忏灭罪法门于一体的礼忏场所。敦煌研究院的袁德领细致分析了莫高窟北魏第254窟《难陀出家因缘图》，认为佛陀的左前方人物应为“密迹金刚”，右侧人物应为“难陀”，左右两前侧应为《惜别图》，《难陀出家因缘图》的绘制，与当时流行的《密迹金刚会》有关。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王成文对榆林窟现存的唐、五代、宋、西夏、元时期的23 个洞窟的普贤造像遗存，进行分类、分析和研究，从普贤图像的基本组成元素包括普贤、六牙白象、圣众随从、背景图像等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入手，分析出榆林窟普贤图像的艺术特征和美术史价值。宁夏海原县文化旅游广电局的李进兴通过对各地遗址考古出土和发现的西夏酿酒、储酒、饮酒等器具进行解析，从中筛选出几个典型酒器与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酿酒图》壁画中的器皿进行比对解读，进一步确定了此幅壁画的创作年代及壁画中出现器皿的名称，证实了西夏酿酒的盛行。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的刘春山基于对敦煌石窟艺术的考察，将元青花大盘与敦煌唐代石窟圆光装饰形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元青花大盘复杂华丽的同心圆装饰形式不仅受益于中亚金属器，来自敦煌石窟的圆光也对它产生了影响。

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较为广泛。敦煌研究院的杨富学和淮阴师范学院的盖佳择结合敦煌遗书和前人研究，剖析了归义军史上三起人伦悲剧疑云，窥探晚唐五代节度使家族的权力争端，认为赤裸裸的利益成为悲剧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原因。首都师范大学的武思亚关注点则落在敦煌汉文书写的变化上。从吐蕃时期敦煌与中原地区贸易的中断入手，通过论证藏文在敦煌的普及，展现汉文书写文化变革的社会因素；继而分析硬笔写本的内容类型，探究其书写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并对书手的民族、职业、阶层进行揭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新春对瑞典国家档案馆藏斯文·赫定中国档案的生成与移交、分类与内容、特色内容与学术价值做了总结。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蒋晨光，以敦煌遗书宋里仁侍母案等为分析素材，解析了原生秩序下的情法资源优势。攀枝花学院的曹利华更加注重微观视角，从语言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分析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商业类、生活类、军事类、宗教类借词“萨薄”“迭”“胡禄”“胡天”4词，考证它们在汉语中的使用、流变及其所折射的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特点。在河西宝卷的研究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之佐等从明清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政策和明清时期河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特征入手，分析了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信仰与“河西宝卷”世俗化之间关系。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崔云胜则将《仙姑宝卷》与黄天教《灵应泰山娘娘宝卷》进行比较，从灵应泰山娘娘处寻找和解释了平天仙姑的来源和根基。

本次学术研讨会内容丰富，讨论充分，新人涌现,取得了圆满成功。各位与会代表通过不同视角，对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既有新资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新领域的开拓，也有老课题的深化，必将对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并对弘扬敦煌文化及新时代“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积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