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朋

在学界以往有关基督教文本的学术研究中，传教士出版的著作和所创办的报刊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所在，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已不可胜数，在此自不待言。但有关《圣经》翻译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虽说已有一些成果面世，但较为零散，且涉及面较窄，有的甚至还存在较多失误，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足，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著作。著名汉学家唐日安就曾指出：“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传教士世俗出版物，对《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的关注有限。”(1)[加]唐日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基督教传教团与全球现代性》，史凯译，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第17页。原文刊发于2002年10月《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1期，第301—325页。

赵晓阳最近推出的《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一书以广泛的《圣经》中译本为依托，从历史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自1807年传教士入华以来的《圣经》翻译问题，并上溯至唐、元、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有关圣经的中文翻译。本书除去绪论外共有十章，其中前九章是研究内容的主体，第十章是结语，凡36万余字。第一章主要考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早期圣经翻译的史实问题。第二章考察了1822年和1832年分别在印度和马六甲出版的历史上最早的基督教圣经汉语完整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以下简称“二马”译本)。第三章讨论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译名”问题上长达三百年的激烈争论，并着重探究了中国本土基督宗教话语体系是如何通过圣经中译而得以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