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新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汉武帝即位后，曾让全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予以策问，董仲舒对汉武帝关于“大道之要、帝王之道、天人之应”的三次策问，应之以“天人三策”(东汉班固将其收入《汉书·董仲舒传》)(1)“学界对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对策年多有争议。关于生卒年，经考证可知董仲舒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关于对策年的材料颇多龃龉，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系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见王泽：《董仲舒年谱考补》，《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27-39页。。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如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独尊孔子之术、阴阳灾异说等，均发端于此；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亦是对“天人三策”思想的拓展与深化。“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对礼崩乐坏之后，怎样结束“百王之弊”，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作出的思考与回应。这一“回应”，必须使自己的“思考”契合武帝的提问，并按照汉武帝制诰的要求而展开。因此，“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在对儒士与君王、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张力作出适度调适的基础上，为儒学适应汉代社会发展创制的“新儒学”框架。

一、汉武帝“策问”与董仲舒“对策”

明清时期皇帝的专权、任性，是体制演化的结果，而在汉初则是另一番情形。汉初时的皇权与相权大致处于分离状态：行政事务由宰相负责，皇帝平时并不过问具体政事。皇帝和宰相手下，各有一套“秘书班子”：皇帝手下有“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前“五尚”都只管理皇帝私人的衣食起居，惟有掌管“文书”的“尚书”与政事相关，且“尚书”在当时也只是管文书的小官，至后代才演化成权势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