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大援

正当本期编辑过程中，突闻谢方先生（1932.12—2021.5）在上海去世的消息，联想到三年前耿昇先生（1944.12—2018.4）、前年李学勤先生（1933.3—2019.2）的离去，令人不胜惆怅。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唐人诗句：“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唯觉祭文多”。这是当年白居易和刘禹锡共同的好友元稹、崔群、崔玄亮（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相继离世后，刘禹锡留下的伤怀心声。

谢方等三位先生，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师长和挚友，更可谓国内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三杰”。之所以如此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汉学研究的一个审慎观察的结果。本期刊登的《美国汉学史研究之反思》一文，将1977年及1981年《国外中国研究》《美国中国学手册》的相继出版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汉学研究开端的标志，可谓的见。这40余年来，上述三位先生，正是从各自不同角度对汉学（中国学）研究起着引领推动作用：李学勤先生是从学术史的宏观视野发挥着号召和影响力；谢方先生是从中外交通史入手发挥着承前启后和作为编辑所独有的桥梁作用；耿昇先生是以西方汉学成果的大量翻译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组织而发挥着榜样推进作用。

上述三先生，对汉学研究贡献的角度不同，但有一共同特点，就是踏实苦干，不唱高调。李学勤先生常说自己是做形而下研究的。窃以为，用一个当下时髦词——“工匠精神”来概括三位学者的相通之处，似乎恰到好处。

何谓汉学研究中的“工匠精神”？

首先是下功夫掌握尽可能扎实的文献基本功。据谢方先生回忆，他在跟随向达先生学习中外交通史时，先生给他开列了10种必读书目：1.“正史”中的外国传和四夷传；2.《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有关外国书目提要及原书；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4.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直译为“契丹和通往契丹之路”）；5.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注提要》；6.莫东寅《汉学发达史》；7.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8.向达《中西交通史》；9.汤用彤《汉魏南北朝佛教史》；10.方豪《中西交通史》。“向先生说，‘读完了这些书，你不但打下了基础，而且还可以统揽全局，可以应付各方面来的挑战’。”后来他自己又加上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起介绍给读者，共11种。这种基础工作，在今天仍不过时。这正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匠人经验。

其次，是对语言的“多多益善”的追求。对汉学（中国学）研究而言，外语应愈精愈好，语种应愈多愈好，否则就有局限性，不能深入下去；古代的外语、拉丁文、梵文和中亚各种文字都要熟悉，研究时才能左右逢源，棋高一着。这些都是谢方先生的原话。但学术界每每有轻视翻译的倾向，认为是“匠人”之事，甚至影响到科研“工分儿”的计算，使得研究者不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语言上。另外还有古汉语，研究中常常需要将汉学著作中引用的中国文献回译还原，颇为不易。耿昇十分重视这一点，受到谢方先生的赞许。语言方面的工作艰辛和地位受绌，被视为“费力不讨好”，可能是一些历史上的汉学名著至今还没有汉译本或译本不完整的一个原因。例如上文提到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这部英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的重要著作，目前中译本仍只有四卷之中的第一卷，中文名《东域纪程录丛》（2008年出版）。还有如玉尔整理翻译、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修订的《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Ser Marco Polo），也只有英文影印版于2017年在中西书局出版，这类情况令人遗憾。

最后，工匠精神也是一种工作上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汉学（中国学）研究属交叉学科，复杂度高，比起单纯的文史研究或外语翻译，投入多、产出少。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难以奏效。成果要过硬，非得具备两端叩问、攻玉雕琢的工匠精神不可，成果往往难以一蹴而就。谢方先生曾为编辑整理《大唐西域记》，埋首26年才终获出版。他后来写有《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一文，记录其过程的筚路艰辛。另外一例是我手头一直珍藏着自己在耿昇的简陋书房拍摄、命名《耿昇的书桌》的照片（2007年摄），书桌（连着窗台）上并列着20多个笔筒，都插满了水笔（也有的是笔芯），粗算也有500支以上。面对这些多数是用过的水笔，我想这既是“敝帚自珍”的一个真实例子，也是“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一个另类版，更是工匠精神的一种独特情结。耿昇先生的书稿都是手写，他不善电脑。谢方先生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过统计，说耿昇“18年来翻译出1 600多万字的汉学著作”，即使以这个过时的保守数字来看，其锲而不舍的毅力也为常人所难及。

工匠精神看似具有某种技术性的特征，结果却往往孕育着某种创造性。这大概源于工匠所具有的诚实态度与锲而不舍的韧性。细心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本刊中这样的研究文章近年正在逐渐多起来。例如，本期刊登了余东博士对梵蒂冈图书馆最早的中文刻本中夹藏的两件中文散页抄本（《上大人》《中文字母表》）的考证，证明了这两件文献与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中所藏法国奥尔良的旅行家奥德伯特（Nicolas Audebert，1556—1598）《意大利游记》（Voyage d’Italie）中的摹写本的关系，从而确切证明了早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其他耶稣会士从里斯本乘船前往印度和中国之前，梵蒂冈图书馆（Vatican Apostolic Library）已经藏有中国文献。曾任教皇的切尔维尼（Marcello Cervini，1501—1555）还亲自为其中一页用拉丁文注为《中文字母表》。这个例子意在表明，一些作者已经有意无意间像老一辈那样，在研究中贯穿工匠精神，精细打磨，发前人所未发。如果用刘禹锡的诗来为上面的叙述概括，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最后顺便说到，本期“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栏目刊发了一组中国艺术与工艺在海外的传播影响情况，这一方向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