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 琳

引 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译介和研究时，多出现与“现代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宋明理学”“理学”等概念混用的不严谨情况，如《美国名人词典》（Who is Who in the United States）将狄百瑞的作品《新儒学在朝鲜的兴起》（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in Korea）中的“Neo-Confucianism”误译作“理学”(1)曹世文、黄季方：《美国名人词典》，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对狄百瑞“新儒学”概念认知不清晰，导致对研究者身份定位不准确、学术研究无法深入进行、学术价值得不到应有重视等问题。

狄百瑞研究的“新儒学”最早通行于西方汉学界，胡仲扬（Franklin J. Woo）对此溯源发现“新儒学相关研究源于16世纪耶稣会士，所研究时间段为唐末至清初，研究主要内容为儒者在重振与坚守儒家思想上所做出的努力。”(2)Franklin J. Woo, “The Great Civilized Conversation: Education for World Community,”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 & 2(2013): 80—86.1775年，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明确使用“Neo-Confuceens”（与英文“Neo-Confucianism”对应）一词。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研究较集中于日本汉学界，狄百瑞称其见过最早“新儒学”相关表述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记录于熟悉欧洲东方学的日本作家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1862—1913）的作品中。

狄百瑞新儒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时值美国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柯文（Paul Cohen，1934—2007）曾描述当时情形“学界主流认为中国的过去静止不变，无法自我更新，尤其新儒学，代表着死亡、压制和专制主义”，尤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最为代表，认定中国文明需依靠“外力”才能发展进步。狄百瑞立足于世界文化多元观，指出中国传统文明，尤以新儒学为代表“无须外来文明教化和引导，具有自我批判、创造和发展之能力”。

20世纪50年代起，狄百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