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芝蓉

和德理（Odorico da Pordenone，?—1331，又译鄂多立克）是几乎与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齐名的欧洲中世纪来华旅行者。和德理于元朝中期来到中国，返欧之后口述成书的《行程记》（Itinerarium），又译《鄂多立克东游记》，与马可·波罗的《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并为最早的欧洲人中国旅行记。此二书在中世纪的欧洲皆广为流传，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19世纪末，中西交流日益增多，中世纪来华欧洲人及其游记开始在中国得到介绍和传播。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第一个汉译本问世于1913年。(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北京：北京正蒙印书局，1913年。而和德理《行程记》早在1889年就由湖北人郭栋臣翻译成中文，以《真福和德理传》之名出版了。这是迄今所知第一部汉译欧洲人来华旅行记，值得学界重视。

《真福和德理传》包括研究、译文两部分。郭栋臣综合西文史料所作的研究，在中外关系研究史上当占有一席之地；而他的译文系据拉丁文抄本译为汉文，价值很高。可惜的是此书出版后传播不广，研究者对其少有了解。近期，笔者在几家藏书机构访得其书。本文将向学界揭示此书的成书缘由、结构、特点，以及此书产生的影响，以冀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一、和德理其人及其书

和德理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地区（Friuli）波代诺内城（Pordenone）郊区诺瓦村（Villa Nuova）。2002年，意大利打开了存放在乌迪内（Udine）童贞圣母教堂（Parrocchiadella Beata Vergine del Carmine）内的和德理石棺，用科学手段检测了遗骸，断定其人去世时应在45—50岁之间。(2)Rivista Francescana di Storia Dottrina Arte, Attidella Ricognizione Scientifica del Corpo del Beato Odorico da Pordenone.Padova: Centro Studi Antoniani, 2004, p. 319.因此和德理生年当在1280—1285年之间。中国学界之前比较认同何高济在《鄂多立克东游录》前言中的说法，认为和德理“很可能生于1286年”(3)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页。。何高济转述的是玉尔爵士（Sir Henry Yule，1830—1889）总结前人所写和德理生平得出的观点。实际上玉尔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年份，他认为从乌迪内的和德理石棺上的雕像来推测，其出生日期当提早12年。(4)Henry Yule, “Odoric of Pordenone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Notices,”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66, p. 5.郭栋臣《真福和德理传略》参用的史料应该与玉尔类似，言和德理生于1285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郭栋臣：《真福和德理传》上卷，湖北：崇正书院，1889年，第一叶B。

和德理少年时加入圣方济各会，十分虔诚。1305年，元大都（今北京）主教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从 大都寄出信件，恳求圣方济各会能够派传教士前来中国。(2)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和德理得知此事后，主动提出申请。根据《行程记》所记，1318年和德理已至君士坦丁堡，1321年抵西印度，而后由海路前来中国，大约1326年方至广州。

旅居中国三年后，1328年和德理启程自陆路返回欧洲，目的是恳请教皇派遣50名传教士来华。1330年春，和德理回到意大利，在前去觐见教皇的途中，经帕多瓦（Padua），宿此地圣安多尼圣殿（Basilica di Sant’ Antonio di Padova）的修道院，应院长之邀，将其旅程及见闻口述，录为《行程记》。之后和德理因病体沉重，转道回家乡弗留利地区乌迪内城内的修道院，1331年1月14日逝世。

和德理临终前口述而成的《行程记》，记录了他1318年自君士坦丁堡出发，到1330年返回意大利这12年的经历与见闻。与马可·波罗长篇巨幅的《寰宇记》相比，《行程记》篇幅较短，且记述的内容不够详细准确，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首先，和德理当时病入膏肓，口述《行程记》的主要目的是向教廷报告，以申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因而成文较为仓促，他的回忆可能也有不完整不准确之处；其次，和德理返程多经磨难，可能并未带回多少笔记或资料，记录者无从参考；最后，记录者是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不像《寰宇记》的执笔者鲁斯蒂谦诺（Rustichello da Pisa，? —1322）是一名作家，行文比较简略。《行程记》成书后，在中世纪欧洲大受欢迎，因为其书简短易流传，有一定的宗教和神秘色彩，内容符合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

根据当今学者统计，《行程记》现存各种语言的抄本近180部，其中大部分为拉丁语抄本，小部分为意大利语抄本。而前者又可以分为两个体系：其一是源自帕多瓦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索拉纳（Gulielmus de Solagna，又译古列尔莫·所辣尼亚，生卒年不详）于1330年在帕多瓦根据和德理口述所写之本，可称为G本；其二则是以送给教皇的原稿为底，1340年由海因里希·冯·格拉斯（Heinrich von Glars，又作Enrico Pfefferkorn di Glatz，译为恩利各，生卒年不详）在布拉格重新编撰之本，可称为H本。G本与H本，虽然内容和构成基本相同，但是语句、表现、文体均有差别，且最后编者的跋语不同，章节数不同：G本仅有38章，而H本有77章。(3)高田英树（Takada Hideki）：《原典：中世纪欧洲东方记》（《原典：中世ヨーロッパ東方記》），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年，第598页。Alivese Andreose, Odorico da Pordenone e la Relatio, Lastrada, la Cina, il cielo. Soveria Mannelli:Rubbettino, 2012, p. 21.

目前国内常见的和德理《行程记》是1981年何高济据玉尔英译本翻译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玉尔1866年出版的《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二卷中，根据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一个拉丁文本，将《行程记》译为英文，题为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何高济因此将题名译作《东游录》。玉尔在译文之前考证了和德理生平，梳理了《行程记》的抄本系统，正文中也有大量的研究注释。(4)Henry Yule, “Odoric of Pordenone Biographicaland Historical Notices, ”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66.玉尔英译本共52节，所用底本应源自G本，当然他也选择性地补入了H本和意文抄本的内容，但他认为各个抄本的分节杂乱无序，因此进行了重新分节，并按照自己的翻译给每一节加上了小标题以便于阅读。(5)Ibid., p. 41.何高济译本虽然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便于查阅的版本，然其缺陷也相当明显，因为他不仅未将玉尔的相关研究一并译出，仅在《中译者前言》中摘录总结了小部分内容，且他将玉尔的随文注释大部分删去，基本只保留了正文，导致其学术性大幅减弱。

与之相比，郭栋臣1889年出版的《真福和德理传》整体研究与随文注释俱备，与较早的玉尔相比，其学术性亦不遑多让，值得学界关注。

二、郭栋臣与《真福和德里传》

郭栋臣，湖北潜江人，又名树声，字松柏，教名若瑟，其意大利语名为Giuseppe Maria Kuo，出生于1846年2月11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1)Michele Fatica, Marialetizia Pizzuti, “Essay on Giuseppe Maria Kuo’s Journal,” Ming Qing Studies 2011, Rome, 2011, p. 149.其父郭退山（1808—1891）1847年受洗，郭栋臣与兄郭连城（1839—1866）随之入教，在湖北代牧区主教徐伯达（Luigi Celestino Spelta，又名徐类思，1818—1862）建立的修院中学习。(2)Ibid., pp. 149—150, 156.1861年3月郭栋臣与王佐才、吴承烈、张茂公、范祖大一行五人，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学院（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求学。

那不勒斯圣家学院是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为培养中国教士而创立的，又名中国学院（Il Colleggio Cinesi）、中华书院。这是18—19世纪欧洲唯一一所以培养中国学生为主的天主教学校，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在中国早期留学史、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传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郭栋臣1862年2月9日成为圣家学院一员，学习了十年有余。在学院期间，因语言能力突出，他与王佐才一起担任了学院的汉语教师，还将《三字经》翻译为意大利文，并著有汉语教材《华学进境》。1872年9月22日郭栋臣与王佐才、吴承烈三人一同晋铎，随后王佐才留校任教，而郭栋臣与吴承烈一同回国。1873年3月15日二人回到湖北传教。(3)Giuseppe. M. Kuo, Elenchus Alumnorum Decreta et Documenta Quæ Spectant ad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Chang-Hai: Ex Typographia Missionis Catholicæ in Orphanotrophio T‘ou-sè-wè, 1917, pp. 6—7.

早在留学期间，郭栋臣就对和德理极为仰慕，希望翻译《行程记》以宣扬其德行。然而，因为《行程记》的抄本众多，不下“五六十种”，且传抄过程中有失真之处，加上他搜集的抄本较少，所以郭栋臣不敢轻易动笔。(4)《真福和德理传·自序》，第二叶B。郭栋臣回到湖北基层传教十多年后，1884年，意大利人江成德（Vincenzo Epiphane Carlassare，1844—1909）成为鄂东主教。在他的支持下，郭栋臣在武汉开始了翻译工作。

1886年，因王佐才患病，(5)张永奋、白桦：《意大利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罗马传教部召郭栋臣回意大利主持圣家学院。此时圣家学院面临即将被意大利政府没收的困境，郭栋臣四处活动，希望避免此结局，但终究未能如愿。在意大利期间，他“重搜西史，确采真诠”(6)《真福和德理传·自序》，第三叶A。，写成了《真福和德理传略》，相当于一部研究著作，同时也完成了《行程记》的汉文译注。1888年春，他将译注与研究的定稿，寄回中国，由武汉的一位中国神父胡鸿来（字斯定，或作思定）编校为《真福和德理传》两卷，1889年由湖北崇正书院刊行。

1891年10月，圣家学院正式落下了帷幕，1892年郭栋臣携带着学院的大量档案以及剩余资金返回中国，试图在国内复建圣家学院，终未成功。郭栋臣晚年除了传教活动外，还留下了一些著述。郭栋臣用拉丁文编纂的《拿波里圣家学院学生名单、法令和相关文件》（Elenchus Alumnorum Decreta et Documenta Quæ Spectant ad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1917年在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天主教印书馆（Ex Typographia Missionis Catholicæin Orphanotrophio T‘ou-sè-wè）出版。郭栋臣增删补注其兄郭连城的旅欧游记《西游笔略》，1921年由武昌天主堂刊行。(7)郭连城著，郭栋臣增注：《增注西游笔略》，1921年，武昌：武昌天主堂印书馆。1923年1月2日郭栋臣在汉口去世，葬于武昌小鬼山（今小龟山）。(8)Fatica & Pizzuti, op.cit., p. 136.郭栋臣遗稿中有一部笔记，以编年体记录湖北教区大事及个人生平，1949年随汉口教区档案一起运到了威尼斯。(9)Ibid., p. 144.

郭栋臣一生在意大利、中国之间辗转，利用自身的语言天赋，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双向贡献，其译述的《真福和德理传》实为中国最初、最深入的和德理研究。

三、《真福和德理传》的内容与特点

（一）内容

《真福和德理传》分为两卷，上卷的主体为郭栋臣根据西文史料著述的《真福和德理传略》（又名《行实记》），下卷为《真福和德理行程记》的译文及注释。在两卷正文之前，还有编校者胡鸿来的《序》、郭栋臣的《自序》《凡例》《十字架碑式》《碑记》。

郭栋臣在《凡例》中说，此书分为上下卷是防止“叙录别事过多”以致无所区分。而圣多默（St. Thomas，又译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高味诺（即孟高维诺）的小传等，原本附于卷末，但因“头绪太多”，恐不利阅读，因此在《传略》行文中作为注脚出现，以便一览无余。(1)《真福和德理传·凡例》，第三叶A。至于《十字架碑式》，原本列于《行程记》第43章之后，关于刺桐天主教的注释，因为过长，就放到了开头。碑式部分引录了阳玛诺（Emmanuel Diazjunior，1574—1659）《唐景教碑颂正诠》中泉州十字架碑式的相关内容，但未标明引文出处，之后有郭栋臣的按语。《碑记》则是北京西什库天主堂的两块光绪年间新立的石碑录文，罗列于此是因为和德理东行的目的地为燕京（今北京），且此天主堂之建造表明高味诺以来五六百年间“正道日彰”。

上卷主体《真福和德理传略》之后，还有《和公所历南海之印度说略》《和公所历南洋岛屿说略》《真福和德理公列品述略》三篇文章。前两篇《说略》中，郭栋臣结合史料与自身经历，简要介绍了印度、南亚、大洋洲等地的历史、现状、风俗。而最后一篇《述略》则记述了和德理身后之事，包括他死后出现的各种灵迹，收殓遗骸的石棺、祭台、教堂的建造，列品真福之经过以及拿破仑时的兵燹破坏等，最后还提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7月22日，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树立和德理雕像之事。

下卷《行程记》主体74章，后有《续录》二章、《追述》一章，前有《和公口授记事弁言》，后有《附译录者古列尔莫编终跋语》。大部分章节后还有注释。关于翻译所据的底本，郭栋臣在凡例中说：

是编所译，悉依修士古列尔莫·所辣尼亚在巴都哇圣安东尼院遗录之辣丁原文。至补译篡入语，亦谨照他本所载。故间有选入者。即于本章内列以小字，用示区别，而于上下文仍期贯串，庶不致滞阅者之目。(2)《真福和德理传·凡例》，第一叶。

上文已经提及，《行程记》的拉丁语抄本大体有两个系统，分别为38章的G本与77章的H本。根据章节数和内容可知，郭栋臣所用底本为H本，而最后的《附译录者古列尔莫编终跋语》(3)《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六十叶B。内容译自G本。郭栋臣并未对两个拉丁语抄本系统进行严格区分，而是笼统地认为拉丁抄本均源自修士古列尔莫·所辣尼亚（威廉·索拉纳）在巴都哇（帕多瓦）圣安东尼院据和德理口述而记录的辣丁（拉丁）文本（G本）。

郭栋臣将H本的77章分为两个部分。前74章为和德理亲授，后三章为同会二修士玛尔济新（Marchesino，生卒年不详）、恩利各（即前述海因里希·冯·格拉斯）所续录。郭栋臣在第74章后加了一段解释，认为二者并非一个整体，需要加以区别，因此他不将后三章列入正文，而冠以《续录》《追述》之名。

在H本之外，郭栋臣还根据其他抄本进行了内容补充，以双行小字进行区分。个别地方因为补入的内容过多，且郭栋臣判断可能为后人增加的内容，则并不补入正文，而只在注中提及。如第60章叙述“元主出巡”，正文之后的注中郭栋臣翻译了小剌木学本（意大利俗语版本）中多出的内容，并在注释开头说：“此章按意文抄本，尚有诸般怪物，恐为后人所添设者，不妨续译于此。”(1)《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四十六叶A。

（二）特点

郭栋臣汉译本比玉尔1866年英译本晚23年出版，但郭栋臣并未参考玉尔的著作，二者当是各自独立据拉丁文本译成。二人均完整梳理了和德理生平，并撰写了大量的随文注释，学术性在伯仲之间，各有特点。玉尔本传播交广，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很大，至今仍常被引用。与之相比，郭栋臣汉译本在文本、注释方面有其特出之处。

在文本方面，玉尔英译本将全书重新分为52节，而郭栋臣汉译本保留了抄本原有的分节，更接近抄本原貌。虽然所用底本有异，但玉尔、郭栋臣皆在正文和注释中补入了一些来自其他抄本的内容，因此二者的内容都比较全面。

注释方面，因为郭栋臣能够熟练地运用中文史料，有的注释甚至比玉尔本的注释更为出色。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中简单点评此书言：“译者的评注很独到，并直接引用了中文材料。”(2)伯希和编，高田时雄（Takada Tokio）校订、补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1页。

首先在地名译音方面，郭栋臣注意到“中国人摹外国音，最难划一”，因为西方各国，“字母虽大半相同，而方音则各处有异”，因此“以本国音读他国字”就会导致“字音递换”。而西方人称中国地名“亦不能尽依汉音”，原因也是从土音而递变，难以归一。(3)《真福和德理传·凡例》，第一叶B—第二叶A。而和德理《行程记》中记载的各类中国地名更加难以翻译的原因是“有元之世，回、胡之类，几遍中华，以故京师直省之属，多有用番语称名者”，且传抄过程中多有讹误。因此，郭栋臣在翻译时“详考诸先贤所拟，而取其近是者从之”，有时则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拟音、翻译、注释。(4)同上，第二叶B—第三叶A。

如第42章和德理记录的“蛮畿首城”名为“新家兰”(5)《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三十三叶A。（Censcalan，何高济译作辛迦兰(6)《鄂多立克东游录》，第64页。），郭栋臣不仅同玉尔一样注意到了欧洲古地图中有此名，判断其为广州无疑，也注意到前人已将其解为“大秦”(7)波斯语Chin-kilan（ ），或阿拉伯语Sin-kilan（ ），指称广州。。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推测，认为此地名“似为唐宋之清海”。(8)《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三十三叶。虽然这一推测并不正确，但足以说明他熟知中国史地。又如第53章注中他考证“冷水”或“冷清”为临城驿，(9)同上，第四十叶B。与玉尔考证“Lenzin”为临清(10)Yule, op.cit., p. 125.截然不同，但从和德理行程与元代驿站设置之史实来看，郭栋臣的判断应该更为准确。

其次郭栋臣是个多语言人才，精通拉丁语、意大利语，且母语中文的修养也较高，因此其译文确实“信达雅”。且郭栋臣竟略通蒙语，对《行程记》中出现的一些蒙语词汇进行了注释。如第50章注：“按蒙古称江曰大类，译曰海，言其广大也。”(11)《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三十九叶A。第53章注：“加辣莫难，蒙古语，译言黑河，即华语之黄河。”(12)同上，第四十叶B。第55章注：“汗巴里，解曰王京、皇城。蒙古称王曰汗，称城曰巴里，故王名下多加汗字，城名下多加巴里字样。”(13)同上，第四十二叶B。考虑到圣家学院的毕业生也有前往蒙古传教的，(14)徐格达（或名盖达，字适之，教名Cajetanus，甘州人，1748—1801），曾在蒙古传教，后流放伊犁。张保禄（教名Paulus，太原人，1804—1861）也曾前往蒙古。Kuo, op.cit., pp. 3—5.再加上学院创始人马国贤尝在清宫行走，则圣家学院教授一些蒙语也是情理中事。

再者郭栋臣所作注释，使用了大量中西史料。既有当时常见的介绍世界地理的徐继畲《瀛寰志略》、龚柴《地舆图考》、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坤舆图说》、魏源《海国图志》等，也有中国传统史料《新唐书》《元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目》，《山海经》、西晋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南朝刘敬叔《异苑》、宋人李石《续博物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另外还引用了一些天主教史料，如《利玛窦传》《马公纪程》《正教奉褒》等，而且郭栋臣还注意到了《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与和德理《行程记》有相近之处，在第51章扬州的注中他简单介绍了马可·波罗（译作“博罗马尔谷”）：

再考博罗马尔谷者，意国威奈济亚人也。偕其父玛窦商于华，因深明中外事宜，故屡奉教宗与元主敕书往来呈递。世祖忽必烈见其奉辞聘问，能不辱命，深器重之。令弃商而授以职，遂充机密（枢密——笔者案）副使，其服官中夏者十有七年，驻节扬州者，其中三载，王事勤劳，始终如一。迨成宗驭极，连章乞骸骨，赐回故国，上见其情词迫挚，俯允所求。曾注（著——笔者案）《东游记》问世。(1)《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四十叶A。

1874年署名映堂居士的英国驻华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一文，首次向中国人介绍马可·波罗，将其名译为“博罗玛格”(2)映堂居士：《元代西人入中国述》，北京同文馆《中西闻见录》，第七叶A。邬国义：《映堂居士究竟是何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22—125页。。郭栋臣显然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郭栋臣对马可·波罗的介绍不太准确，如马可之父其实名为尼古拉，叔父方为玛窦；马可从未任枢密副使；马可离华时元世祖忽必烈尚在世，回到威尼斯时元成宗才即位。这些错讹并不妨碍他在一些地方将《行程记》与《东游记》（即《寰宇记》）进行比对。如《行程记》第66章关于伯德若翰（Pretegoan，即Prester John，今译长老约翰）的注释中，郭栋臣就引用了《东游记》中相关内容：“中国西疆外，有单古国，其王乃伯德若翰后裔，岁贡入大汗，尚娶大汗公主为婚，黄河之水流至其国云云。”(3)《真福和德理传》卷下，第五十叶B。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郭栋臣也有一些疏漏。比如他将Manzi译为“蛮畿”，将“Cansay”译为“京师”，这显然是不熟悉元代的惯用词汇“蛮子”与“行在”。另外，编校者胡鸿来并非学者，刊刻机构崇正书院只是天主教的修院，所以书中出现了鲁鱼亥豕之误。如第33章至第36章正文及注释中“爪哇”一词全被写成了“瓜哇”。郭栋臣自己几次乘船往来中国、意大利，且阅读了大量地理文献，应该不会出这等低级错误。再如至元二十六年讹为“三十六年”(4)《真福和德理传》卷上，第十叶B。，以及“曆”（历的繁体）、“歷”（历的繁体）两字互讹等，应该都是校对与刊刻的问题。

此外，郭译本与玉尔英译本最大的差异在于宗教性。玉尔作为东方学家，对宗教并无太大热情，而郭栋臣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神父，译注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和德理来华传教的“芳名懿行”，因此主要在教会内部流传的《真福和德理传》宗教色彩相对较浓。

原本和德理《行程记》与马可·波罗《寰宇记》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宗教性。首先，《寰宇记》是一位长期在东方经商的商人对世界的观察，借一位小说家之笔写下的世俗记录；而《行程记》则是一位历经千辛万苦前往中国传教的神职人员的经历，由教友根据其口述写下的向教皇提交的非正式报告。和德理同意口述《行程记》是为了借此向教会要求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前往中国，所以他的叙述中必然涉及更多宗教内容。其次，《行程记》的正式成文在和德理去世之后，为了让和德理能够位列真福，乃至圣人，圣方济各会在编撰时更加着重描写和德理旅途中经历的传奇事件，以配合宣传。

郭栋臣的研究著作《真福和德理传略》中也不可避免地强调一些宗教事件，他对1321年在大纳（今印度塔纳）发生的四圣殉教事件、高味诺东行传教之事实以及和德理往来行程中所经历的各类圣迹描述得极为翔实。而卷末所附《真福和德理公列品述略》一文，更是极尽夸赞之词，其中关于和德理死后的各类灵迹的描述宛如亲见。对于郭栋臣而言，和德理作为殉教之圣人，其品德操行不容质疑，因此他绝不怀疑和德理叙述的真实性，而对其中的一些不经之说，他也只是认为是“和公有时闻此讹传而授录之”(1)《真福和德理传·凡例》，第二叶B。。

四、《真福和德理传》的现存藏本

出版《真福和德理传》的崇正书院为中国鄂东主教区的总修院，1856年由徐伯达在湖北天门创建，后经明位笃（Eustachio Vito Modesto Zanoli，1831—1886）、江成德发展完善。崇正书院出版此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传扬和德理事迹，让更多的教友了解天主教自古以来在中华的传承，其主要面向的人群是教会相关人士，因此刊刻数量相当有限，导致了如今国内外稀见此书。就笔者所知，国外仅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藏有此书，国内则有四家图书馆，分别是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湖北省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笔者从天主教中国香港教区处得到了梵蒂冈藏本的复制本，并目验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与中国人民大学藏本。

从几个藏本的样式、图案、用纸来判断，崇正书院刊行的《真福和德理传》仅有一套刻板，但至少前后两次印刷，成书均长23厘米，宽14厘米。此书初次印刷时间为光绪十五年（1889），所用纸张雪白细腻，内封的真福和德理画像应该是另行刊刻，印于颜色偏黄的纸上，然后内衬与正文相同的白纸一同装订而成，其封面为黄色，正文的图样、字体均清晰可见。后不知何年用同一刻板进行了重新印刷。与初印本相比，重印本所用纸张偏黄色，内封的真福和德理画像并非单印，且增加了黑框，衣物、发型、抬头纹以及下方的花纹均不相同，其封面为蓝色，更重要的是，正文的图样、字体多有模糊不清、重影等问题。

梵蒂冈藏本与徐家汇藏本均为初印本，应该是时任鄂东主教的江成德给梵蒂冈教皇以及当时的江南主教倪怀纶（Valentin Garnier，1825—1898）的赠书。梵蒂冈藏本的封面及封底，笔者未曾见到。徐家汇藏本封底有江成德向倪怀纶赠书的法文题签。梵蒂冈藏本的封底很可能也有类似内容，惜未亲见。这两个藏本整体都很干净清楚，应该没有太多人阅读，保持了较好的品相。

人民大学的藏本为重印本，而吉林大学的藏本从其公布的图像来看，应该也属于重印本。人民大学的藏本原为著名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1889—1951）藏书，扉页上有“张星烺遗嘱赠送”的长方朱印。这本《真福和德理传》应当就是他1926年在泉州访古时随身携带的那本。(2)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第4期，1927年，第7—8页。张星烺1910年开始翻译《马可·波罗游记》，在译注过程中“他发现关于中西交通的历史外国人已整理出许多专著，而国人却无人研究，于是激发起他对这门历史进行研究的志趣”(3)张至善：《中西交通史的拓荒者张星烺》，王淑芳等主编《师范之光：北京师范大学百杰人物》，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1—102页。，因此开始收罗有关中西交通的史料。张星烺不仅收罗了郭栋臣的《真福和德理传》，后来还通过他在辅仁大学的学生朱运广，得到了郭栋臣之兄郭连城记录个人旅欧见闻的《西游笔略》，现亦藏于人民大学图书馆。

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如此评论《真福和德理传》：“郭氏译述，颇为精审，不同于率尔操觚。余愿以后有暇，与原文校正，另为译本。”(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6页。虽然他最终未能亲自翻译，但显然经常翻阅此书，导致此本整体品相较差。此藏本正文的天头有笔记，应该是张星烺所写，共七条，转录于下：

1.卷上《真福和德理行实记》第三叶A，最左，“一千三百一十四年”，天头黑字注：“时马可已归国二十年。”

2.卷下《真福和德理行程记》第二叶B，第二章上，天头黑字注：“每章冠首必有和公曰三字。”

3.卷下第三十二叶B与第三十三叶A中间，第四十二章上，天头黑字注：“蛮畿即（三十二叶B）蛮子之变音。”

4.卷下第三十三叶B，第四十三章上，天头有朱笔二字“刺桐”，字体与黑字注不同。

5.卷下第三十五叶A，第四十五章上，天头黑字注：“此大山应即武夷山脉之仙霞岭。”

6.卷下第四十叶B，第五十二章的尾注上，天头黑字注：“孟州即今仪征，元时名真州，与孟州音洽。距扬州城正三十里。”

7.卷下第四十一叶A，第五十四章上，天头黑字注：“东行似皆北行之误。”

张星烺的笔记虽然不多，但也有一定价值。第一条表明张星烺认为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的年份是1294年，且可推测张星烺得到此书时很可能正在译注《马可·波罗游记》。第二条是张星烺对郭栋臣译文格式的总结。第三、四条表明张星烺比郭栋臣更熟悉中文史料，知道“蛮子”“刺桐”等名称。第五、六、七条则是张星烺根据《行程记》内容做出的一些地理方面的考证，较郭栋臣更进一步。

五、《真福和德理传》在中国的影响

《真福和德理传》出版后传播不广，目前所知中国学界注意到此书的，除了曾在上文提及的在辅仁大学任教的张星烺，还有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1867—1926）及其友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1840—1939），以及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1880—1971）。

1919年，马相伯致函英敛之云：“《真福和德理传》，鄂省崇正书院梓（圣家会士郭栋臣松柏译，疑即尝住培根者），倘得援庵重加考订，亦元末圣教也，亦欧洲中世纪史也。”(1)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8页。马相伯是《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1254—1323）的后人。马家在明末皈依了天主教。马相伯满月即受洗，教名与郭栋臣相同，也是若瑟（Joseph），他在徐汇公学接受了较为完整的西学教育，精通七种外语，主修哲学、神学，曾为耶稣会神父。20世纪初章太炎品评当时人物，以“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并称，认为此四人“濡染欧洲文化”已深。(2)章太炎：《与吴稚晖》，见《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1903年，马相伯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筹办震旦公学，1905年，又另行筹办复旦公学，即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英敛之是马相伯的好友，当时的中国天主教界并称“南马北英”。他出身满洲正红旗，1888年皈依天主教，并自学法文，曾参与戊戌变法。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1912年开始与马相伯一起谋求在北京创建一所天主教大学，1925年遂愿，创办“公教大学”，即后来的辅仁大学。而援庵即著名史学家、宗教学家陈垣，1919年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的主持下受洗皈依基督教。1926年英敛之临终以辅仁社与公教大学相托付陈垣。此后陈垣苦心经营辅仁大学二十余载，至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上述三位民国名士都信仰基督，且陈垣是宗教史研究专家，对元代的基督教颇有研究，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他们对《真福和德理传》产生兴趣自然是情理之中，但是显然他们对于译者郭栋臣不甚了解。这可能是因为郭栋臣除了留学意大利，主要在家乡湖北传教，很少在上海、北京等地活动。

此外，天主教神父、历史学家方豪（1910—1980）也曾利用《真福和德理传》。他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关于和德理的生平简介，应该参考了郭栋臣、玉尔二人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和德理生年，他虽然采取了1265年的说法，但也提到有学者主张为1285年或1286年。(3)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页。他还提及郭栋臣《真福和德理传》，“民国二十年，香港《公教报》重印单册，只存正文，注释部分已完全删去。上海《圣心报》亦曾揭载。”(4)《中国天主教人物传记》，第30页。此外，他在论证和德理记载有所本时，直接引用了《真福和德理传》第48章的部分文字。(5)同上，第30—31页。

总之，《真福和德理传》刊行后，基本只在天主教会相关人士间传播，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不大。何高济《中译者前言》结尾虽然提到了此书，但应该只是根据方豪与张星烺的记载略做总结，并未真正见过此书。(1)《鄂多立克东游录》，第30页。

结 论

与马可·波罗《寰宇记》相比，和德理《行程记》篇幅较短，知名度与流传范围均不如《寰宇记》，因此相关研究较少。现代欧洲的和德理研究与马可·波罗研究一样，自亨利·玉尔始，而中国的和德理研究则自郭栋臣始。

郭栋臣译述的《真福和德理传》体例完备，内容翔实，既有他根据西方史料写成的《真福和德理传略》，又有译自拉丁文抄本的《真福和德理行程记》，并随文进行了注释。与同时代的玉尔英译本相比，郭栋臣汉译本亦足以相媲美，且有独到之处，如其所用汉文史料，多于玉尔，关于一些地名的勘正，也有优于玉尔之处。

郭栋臣之后，中国也有一些学者特别是天主教相关人士对和德理《行程记》颇感兴趣，一些通识性的著作中对其有所提及。如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及方豪《中西交通史》和《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等，但均仅概述其生平及来华史实，少有深入研究。

1981年，何高济翻译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出版。此后中国学界多以此书为重要的域外史料，在述及杭州、大都等元代城市以及驿路交通、出口贸易时经常引用，但并无专文研究。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语言能力匮乏，无法阅读抄本原文，难以进行文献学研究；其次是虽然有了能够利用的汉译本，但学界对和德理的重视不够，即便是中国相关部分，也很少参阅汉语文献对其进行注释、研究。

因此重新发现的郭栋臣《真福和德理传》，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深入的中国和德理研究。整理、研究此书，必是推进中国和德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