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泽颖

20世纪前半期，海外汉学研究者甚众，其中“巴黎学派”自成一家，以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及门下三位后学风头最盛，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即位列其中(1)其余两人分别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马氏其人，家学笃深，父亲加斯东·马斯波罗（Gaston Maspero，1846—1916）是著名的埃及学家，兄长乔治·马斯波罗（Georges Maspero，1872—1942）在印度支那地区担任公职，亦长期致力于当地的史语研究。马伯乐以埃及研究入门史学(2)Henri Maspero, Les Finances de l’Egypte sous les Lagides. Paris: Nogent-le Rotrou, impr. Daupeley-Gouverneur, 1905.，于1908年负笈法兰西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远东学院”），易辙汉学研究。此后，从“从西周青铜铭文到唐代方言，从中国的草书到暹罗的语言，从墨子到竹林七贤”(3)David N. Keightley, “China in Antiquit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1, 1980, p. 109.，马伯乐逐步建立起“百科全书式的”(4)Paul Demiéville,“Henri Maspéro et l’avenir des études chinoises,” T’oung pao, 1947, p. 17.学术体系。

在马伯乐广袤的治学领域中，中国古史研究可据大端，尤以《古代中国》（La Chine Antique，1927）(5)Henri 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Paris: E. de Boccard, 1927.为代表，颇受学界赞誉。该书首章所论中国早期文明及相关问题，实为马伯乐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在此书付梓前一年，他已撰《中国文明的起源》(6)Henri Maspero,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1926, 35e Année, No. 194, pp. 135—154.（“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6）一文，文中驳斥了人种西来说并概述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1928—1929年间马氏访学日本，又以早期中国文明为主题公开演讲，内容被整理成《中国文明的开端》(7)Henri Maspero, “Les Commencement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Shinagaku V, 1929, pp. 1—16.（“Les Commencement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9）发表，此文1934年经蒂若翻译后刊于《中法月刊》(8)马伯乐著，蒂若译：《中国文化之原始》，《中法月刊》1934年第4卷，第79—92页。。在上述作品相继产生的年代，国内学者对相关议题同样有着热切的关注与讨论，却鲜少述及马氏及其研究。至1950年，《中国文明的开端》一文被收录于《中国宗教与历史遗著集》（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1950），戴 密 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方在序言中首次提出马氏前后相继的三个文本可堪比对(1)Paul Demiéville, Préface, Henri Maspero,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III. Paris:Bibliothèque de Diffusion du Musée Guimet, 1950, p. 79.，也惜未见诸笔端。

一、马伯乐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主要成果

《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于1926年，此文虽是马伯乐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首篇专论，然文中所涉部分问题在其早前的文章中已有探研。如马氏曾通过对《尚书》的阅读和分析，发现在“天下”的语境之下，汉族成为蛮族世界中的文明孤岛(2)Henri Maspero,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Journal Asiatique, 1924, pp. 29—37.，既表明汉、蛮所处的地理位置关系，又澄清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实际存在于文明意义之上。而从他为日本学者鸟居龙藏（Torii Ryuzo，1870—1953）《东蒙古原始人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一书所撰书评来看(3)Henri Maspero, “Torii Ryuzo et Torii Kimiko: Etudes archéologiques et ethnologi ques. Populations Primitives de la Mongolie Orienta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14, 1914, pp. 79—80.，1919年时对于东亚地区的民族分布和源流已是信手拈来。1920年后马伯乐的研究重心向中国上古史倾斜，他遂对中国早期文明进行专门的探索。

（一）驳斥人种西来说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于西方的对人类早期文明与社会的讨论延及中国，其中，创造文明之民族源于何时、何地又为先探之题。1919年，《东方杂志》载文转介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会议内容，提及关于中国民族起源的四个主要观点：“印度支那半岛说”“亚美利加大陆说”“中国本土说”以及“中央或西亚细亚说”（即“西来说”），作者以“西来说”最为可信，但称更为切实之证据尚待发现(4)罗罗：《中华民族起源考》（译字林报），《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17—19页。。此处所提之“西来说”，其理论基础乃喷伯赖（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和鲍尔博士（Charles James Ball，1851—1924）的象形文字研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基于语言考查所提之“人种西来说”并不在此列。拉氏的学说在当时虽未为西方主流学界所认同，却在民国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5)关于拉克伯里学说在中西方接受的差异以及民国学界的讨论情况，国内十多年前有多篇文章中进行总结。例如，李帆：《人种与文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学说传入中国后的若干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31—35页；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66—72页；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6—137、191—192页。，刘师培、丁谦、章太炎等人都曾明确表示过支持。彼时，国内“向来多以为中国文明大概来自西方，几成定论”(6)贺昌群：《瀛书脞语——欧洲人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大公报》（天津）1934年6月9日第13期，第3版。。

1925年，反对者如缪凤林曾分层列条，逐个驳斥中华民族西来说(7)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第13—47页。，痛快淋漓却未及根本。同样是持反对意见，马伯乐另辟蹊径，先行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西来说观点，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施 古 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拉克伯里等人论说都在此列。次则指明上述观点的共性在于，依据中国官方史学叙述中“尧、舜、禹的都城都在山西周围，夏时迁都到直隶和山东地区”，推测“都城的迁移则意味着人口的迁移”(8)“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p. 137.，继而规划出中国人“从西北而来，定居渭河谷地，再进行迁移”的路线。因长期致力中国古史研究，他概括“官方对于上古的记事仅是传说的集合……关于神农、黄帝和禹的叙事不过是同一类型传说的不同版本，可以一并归结为上天派英雄来拯救被水覆盖的世界的故事”(9)Ibid.，从而推翻了西来说的立论基础。严谨如马伯乐，意识到此类传说虽暂时未能得证，却也不能全然作伪。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上述学者断章取义，有意以尧所在的时期为中国历史的发端，实则文献所记载之三皇五帝中，帝喾和颛顼的都城分别在河南和直隶（河北），均位于渭河谷地以东，此言亦合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所考(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史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继而，马氏揭示了在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念中，迁都并不能代表文明迁徙和征服，作此判断不过是西方学者在翻译时故意的扭曲。

未止于辨明西方学者囿于学力而产生的错谬观点，马氏并不讳言所谓的西来说“实在只是建筑在主观和成见上的，……没有一点证据的影子，理他无用”(2)“Les Commencement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III.Paris: Bibliothèque de Diffusion du Musée Guimet 1950, p. 86.。此言后被中国学者据为武器，以抨击欧美学者“怀着民族成见在替其民族阶层服务，说明中国的人民和文化不应在中国产生”。(3)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1940年第5期，第22页。否定中国民族源于西方之后，马氏并未草草提出新论，直到1929年在日本进行演说时，他都坚持当前史前考古工作所获得的成果，尚未为中国民族起源的问题带来可据的事实。

（二）“夷夏之辨”的形成

然而马伯乐十分肯定的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产生与传播对于历史上“夷夏之辨”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文明产生之前，中国人之间只存在生存区域上的不同——后来所称的汉族人生活在狭小的平原地带，其他人则以山区为主要的活动区域。马氏如此描述中华文明的发生过程：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文明从起源到现在所占据的整个广大领土，是缓慢、逐渐占领的。古时，它仅占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一小块地方。哪怕在这块狭窄的区域里，汉族人也远没有成为唯一的居民：只有灌溉平原完全属于他们。(4)La Chine Antique, p. 5.

他由此推论在中华文明产生之初平原农业是其特征之一。尔后，马氏根据新见的考古材料，补充了早期汉族居民的房屋特点：主要的建筑材料是木头和泥土；形制通常低矮；房屋带有地基。因为缺少建筑石料，房屋不会位于山区；而房屋低矮是需要抵抗平原地区更强烈的暴风雨的袭击；最后，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地基延续了非常重要的宗教、礼仪意义，因此一定是切实存在的，但山区住房完全没有建造地基的理由。三点皆指向一个共同的判断——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农业一定属于平原农业类型。

在平原农业的基础上，汉族群体形成了“二十五舍为一集团，约二百居民为一里，里中有社（土地神）”(5)“Les Commencement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p. 89.的村落聚集形态。马氏认为，此时居民已开始了集体耕作，却并非在固定的耕地上，如喜食黍的北部中国人为了寻找更加适合种植作物的干燥高地，会不定期离开村庄去寻找耕地，在拓荒的过程中，汉族人民逐渐形成耕作的季节到田地中、休养的季节回到村落里的耕休习惯，中国古代的两季区分由此开始(6)Ibid., p. 91.。随着定居农业、社会形态以及生产制度的完善，中国文明的原始形态逐渐形成，平原地区的汉族人口对耕地需求的不断扩大，开始向山区扩展。在此过程中，被同化与征服的居民与汉族合为一体，余下的便是后世所称的“蛮族”。

马氏进而论析所谓的“夷夏之别”，仅是因为某些部落滞留在山川、沼泽或者树林之中，未能跟上文明进程所致。区分“‘夏’与他们的蛮族邻居的仅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同，尤其表现为‘夏’在文字、政治组织和物质进步上相对于蛮族的先进性”(7)La Chine Antique, p. 11.，而无关于不同民族间的高低优劣。哪怕时至今日，如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2013）所言，马伯乐对文明的溯源，对于汉族和非汉族人来说，对于当今的文明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给了现代汉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1)E. G. Pulleyblank, “China in Antiquity by Henri Maspéro, Frank A. Kierman,” Pacific Affairs, Vol. 53, No.1, pp. 115—119.

（三）早期文明之特征

随着蛮、汉之间的文明界线逐步清晰，中国文明的自身形态亦得以完善，其特点也愈加彰显。马伯乐成长于法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环境中，整体史的研究观念对他影响颇大。他借助文献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方法，将中国文明的基础特征表述为以定居农业为基础，产生了与之紧密联系的宗教，而政治制度的主干——贵族制度与封建制度，又以土地占有为根基。鉴于上述关系，马氏认为中国文明根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观点可以不攻自破。相较之下，南部邻国与中国的早期文明有着更大的相似性。

从农业类型来看，二者都属于定居农业类型。根据马伯乐的划分，汉族是定居农业在最北方的一支，再向北，则进入了游牧农业类型，而印度支那北部居民则处于定居农业分布的南界。同样的农业类型的西界位于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藏缅部落（藏族、倮倮、摩梭、缅甸等），中心的支系是湖南和贵州的苗子(2)La Chine Antique, pp. 20—21.。定居农业的发展非常依赖自然条件，因此随着汉族人口的增长，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耕地数量及粮食产量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人口开始向周围扩张，向西到渭河谷地，向南则达淮河和汉河的冲击平原。“古代中国的农业组织，很自然产生‘井’这种拓荒开垦模式。” 于“井”田的耕作和分配模式中，马氏推测中国文明形成初期，社会中已存在平民和贵族的阶层划分。“土地被分为一里见方，称作‘井’，再分为相等的九份给八户人家耕种，八户人家分别留下维持生活的口粮，把第九块地的产出交给国王或者领主作为税。”(3)“Les Commencement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p. 90.耕作者和所有者由是区分，同时部分涉及早期的赋税情况。然因土地肥力原因，耕作地点无法固定，相比之下，较为稳定的居住地中已存在早期的功能分区。(4)La Chine Antique, pp. 23—24.“平原中部聚集着一些低矮的房屋，使用捣碎的泥土建造的，农民居住在这里。二十五户一个村庄，一里有约两百个居民，一个土丘上祭祀社神，一所学校，一处交易的场所。”马氏发现，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印度支那北部的泰族极为相似。

作为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古汉语与印度支那北部民族的语言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马氏对二者进行比较并发现：从语音上讲，均是以单音节为主，他们在辅音的类别中非常贫乏，却有丰富的二合元音；就语调而言，音调构成语言中语音系统的基础元素，每个单词都有音调，因为词首是清音还是浊音决定了音高，所以音调可能根本上是由词尾所决定；在词组的构成上，名词和动词在生硬程度上几乎没有区别，多数词语（在汉语中，理论上所有的词汇）在用作名词或动词时不变化外部形式，只有在写作或者出现在大量词汇中（尤其是说话）时，为了明确或强调其特别的意义才会改变外部形式。(5)La Chine Antique, pp. 18—19.马伯乐因而再次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了中国文明与印度支那的北部文明间存在着极大的共性，而他“在印度支那，尤其是东京附近的泰、老挝、安南的观察都为之提供了绝佳的对比材料”(6)Merlin Alfred, “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M. Henri Maspero,”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Académie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51, p. 422.。

二、马伯乐之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历史命运

马伯乐围绕中国早期文明所进行的系列研究非有确切证据不轻下论断，故其观点往往言之有据，翔实剀切。彼时，国内学人虽已颇为关注海外研究，但相较于日文著作的迅速转译传播，欧洲学者的作品常因距离和语言所限，译介较为迟滞；即便是顺利传入国内，其境遇如何也多难预料。

（一）译介迟滞

1934年，《中国文化之原始》的中译者蒂若在附记中称“研究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的著作就是在国外也很少，然而在这篇短文里它却有很多地方谈到”(1)《中国文化之原始》，第91页。，殊不知早在八年以前，马氏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已开始处理相关问题。同年6月，贺昌群有文章提及《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26年发表，1927年英译版本，并肯定该文对于中国上古史研究之价值(2)贺昌群：《瀛书脞语——欧洲人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大公报》（天津）1934年6月9日第13期，第3版。。基于上述，不难推见数年之中该文并未转译于国内。

贺氏同时提到《古代中国》，称该书为国内学人所知较早，1927年法文版发表之后，1929年陈训慈撰专文介绍，并概述各章节内容(3)陈训慈（谅）：《述法人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20页。。蒂若也话及《古代中国》，称马氏立论“魄力很大”(4)《中国文化之原始》，第91页。，可惜的是，此书法文版虽经多次再版，又有1978年英译本印行，却始终未被译为中文。国内得以览阅其法文原版的学者，所做之工作也多是梳理全书梗概，或作为欧洲汉学研究之成果引介，或与其他海外著作比较，书中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究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特别的注意。

译介迟滞对于欧人著作东传的影响尤为明显。早在1894年，拉克伯里论称中国民族源于两河流域的巴克族（Bak Tribes），公元前3世纪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崇山峻岭到达中国的黄河流域，继而通过征伐传播文明(5)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 London: Asher, 1894.，是其中国文明“西来说”之雏形。然而迟至九年后，竞化书局翻译出版日本人白河次郎（Shirakawa Jiro，1874—1919）、国府种德（Kokubu Tanenori，1873—1950）所著《中国文明史》，国人才经由此书发现拉克伯里之观点，因其与当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相适应，竟也一时间趋附者甚众。马伯乐则没有那么“幸运”。

（二）时运不济

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界“古史辨运动”与“社会史论战”接连上演，对上古中国的文明与社会问题多有牵涉。兴起于1920年的“古史辨运动”与西方学术本渊源颇深(6)李孝迁：《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第265—312页。，发起人顾颉刚曾回忆“民国以来，西洋的治学方法和新史观不断的输入，更予人们以莫大的启示”(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8页。。

顾氏疑古，以尧、舜、禹三代之不存于中国历史为最甚。此说西方学者夏德（Hirth Friedrich，1845—1927）在《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908）中已有完整的阐述，称周以前的时代不可确信，从盘古到殷商都属于“神话及传说时代”或者“儒家传说时代”(8)F.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后国内学者论此亦多提夏氏之名。故当马氏《古代中国》一书中再提三代之存否尚待地下资料证实之时，已落人后。顾颉刚曾为马氏《书经中的神话》译本作序，称“本书的见解很精到，称引很繁博，骤然看去，简直叫人不信这是一本外国学者讨论中国学问的书”(9)顾颉刚：《书经中的神话·序》，《顾颉刚全集》（8）《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8，第16页。，然时人多将此书作为“一本指示研究我国传说的方针的书”(10)郑师许：《我国民俗学发达史》，《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第3卷第2期，第679页。，并未发现马氏对《尚书》中神话的探索实则被作为其推断中国早期社会的组织和信仰的依据之一。

受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影响，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接续“古史辨运动”而起，在这场参与者自我定性为“唯物的内部的斗争”，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11)《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第6页，《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转引自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页。的论战中，各个阵营过于专注于中国古史的分期，反而忽略了从原始家庭、社会形态以及文明起源等方面寻找唯物历史观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根源。反观马伯乐梳理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路径后，根据文明特征的变化，确定了不同时期的相对先后关系，但因缺乏确切依据，而未划分绝对的历史分期。在论断上的严谨和慎重，或许是马伯乐无法成为“社会史论战”中“可用之才”的最重要原因。

三、时过境迁的遗憾

流水虽无情，落花常有意。马伯乐在不断完善其论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国内学界的紧密关注。1919年，胡汉民提出“井田制”不仅真实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并且是代际相袭的共产制度(1)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上海1919）》1919年第1卷第3期，第513—543页。。胡适即刻表示反对，认为胡汉民所承认的井田制度是“很可疑的事”(2)胡适：《胡适之先生寄廖仲恺先生的信》，《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第1—6页。，否认《孟子》《诗经》《周官·王制》等书中的记载足以证明“井田制”的存在。以此为发端，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辩论，而以“双方所据皆不足证其成说”(3)徐中舒：《井田制度探原》，《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年第4卷上，第121—156页。告终。

马伯乐注意到这场辩论的发生，并在《中国文化之原始》中提出，胡适等人对所有的古籍都加以怀疑是“略有些专断”，如若要以《孟子》中的一段话作为唯一根据，那么“将其当成一个真实的制度，还不如将其作为一个理想的制度”。至于有讨论者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的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足以发展井田制，马伯乐指责这纯粹是忽略古代的度量制度和古今的农民需要，不具备任何合理性。(4)“Les Commencement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p. 90.为了“精密地熟识‘井田制度’实现之反对者与拥护者底一切论据，他研究了那些他所引证的旧时的原文及汉朝的注解”，因而马氏的意见被认为是“有特别的价值”(5)《中国古代社会》，第4页。。

然而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不断发展的时代里，马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露。20世纪20年代，关于上古时期的考古材料尚缺，传世文献成为马伯乐最重要的证据来源，他常根据有史时期的记载，对无史时期进行推断，如称“周朝的农业和前一时代的农业差不多没有区别”(6)La Chine Antique, pp. 114—116.，都表现为年分两季，开放的季节里平民到露天耕种，封闭的季节里则回到村落中休息。然而“殷、周间之大变革”使马氏的推测失去了根基，殷周转替之际，“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7)《殷周制度论》，第452页。，周朝农业、宗教、社会关联甚紧，值宗教典礼、政治文化大变之际，农业方面自是不能视作与前代毫无差别。且马氏多借助《尚书》《诗经》等文献再现古代社会场景，然上述文本所载，真伪未辨，对于20世纪30年代占据我国史学发展主流的新考据学派而言，马伯乐的立论依据已然疑窦重重。

安阳殷墟的深入发掘，则使马氏的研究遗憾落于时代之后。他完成相关论述之时，中国“学术上之发掘事业，既尚未得称为开端”。虽有甲骨文和金文对于殷周文化大有启发，却遗憾“于华族起源问题仍未能稍示眉目”(8)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附表），《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2期，第79页。。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并设考古组，当年董作宾即带队前往安阳，先后15次的发掘工作和调查报告将殷代的面貌逐步还原在考古和历史工作者的面前，成为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必然依据。因此，纵然1934年《中国文化之原始》有译文见于国内，恐也再难引起时人的兴趣。

马伯乐的系列研究因熟练的文献考据，全面的观察角度，多样的研究方法，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学术研究本应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却终因时空差距而明珠蒙尘，落后于中国学术发展。他之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境遇，一方面是近代中西学术交流所存时空差距的缩影，另一方面亦是中国学术在20世纪上半期蓬勃发展、不断出新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