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诗

【摘要】子承父业这一观念在社会上享有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但它隐藏的是阶层间不公平的代际传递。以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观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子承父业是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所造成的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教育提供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学校教育负责审查和排斥，这使优势阶层稳固自己特权的同时将下层阶层排除在外，是优势阶层对自身利益的变相维护，这种维护进一步稳固以优势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布尔迪厄;再生产;文化资本;教育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12-03

长期以来，子承父业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选择，这种看似合理的观念却隐藏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一种方式——再生产。再生产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提出，指的是“家庭社会化过程和学校教育系统通过不同阶层群体文化资本分布结构的再生产来实现权力关系和符号关系结构的阶层再生产”[1]。优势阶层借教育的双重专断性，通过子承父业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后代扶植成合适的继承人，以此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统治。

教育在子承父业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教育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它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1]”吊诡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一直被视为促进阶层流动的公平手段之一。基于此，本文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民族志著作《学做工》为例，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出发，揭示子承父业背后所隐现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

一、个体：子承父业中的“家伙们”

保罗·威利斯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 展现了12个男孩毕业前后的学习生活经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在无意识中实现子承父业的代际传递。这群男孩理直气壮地表露自己的心声：“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4]”

由是观之，12个男孩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将从事和父亲相同的职业。在子承父业观念的影响下，他们明确地将自己与勤奋学习的“书呆子”划分开来，自称“家伙们”。首先，“家伙们”在学校不学无术，他们公然反对老师，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嘲笑那些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 “书呆子”。他们说脏话、喝酒、泡妞，以此彰显同父亲一般的男子气概，获得自身优越感。其次，“家伙们”认为时间是用来维持“家伙”这种状态的，而不是用来获得文凭或实现人生理想的。学校颁发的文凭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们相信命中注定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工人。

“家伙们”身上体现的对子承父业的强烈认同感不拘泥于在英国的汉默镇，也不拘泥于劣势阶层。对于数不胜数的富二代现象，人们投以羡慕的眼光外，却鲜少思考子承父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优势阶层而言，子承父业代表着家庭特权地位的沿袭，这意味着他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资本，从而稳稳地居于社会上层;但对于下层阶层的“家伙们”来说，长期的学习生活经验使他们明白了，跻身优势阶层的机会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带着某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反抗着代表精英阶层文化的学校教育，此时子承父业就成了反抗失败之后可提供安慰的一种说辞。

然而，这一切恰好掉进再生产的圈套。“家伙们”的反学校行为印证了布尔迪厄的观点“在文化方面，绝对不占有越是排斥对不占有的意识，学校就越能轻易地说服无权继承的人，同意他们在学校和社会方面的命运取决于天资缺乏或成绩不好[1]”。“家伙们”那基于自身体验而自发生成的蕴含巨大潜力的文化洞察和抵制行动，在内部限制和外部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逐渐被消解，它并没有带来彻底的解放，却使得“家伙们”自然地实现从学校到工厂的转变。而在学校期间的反学校文化则成为他们最终接受工人阶级“工厂文化”的准备阶段，最终顺利地完成子承父业的过渡。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下层阶层心甘情愿子承父业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等优势阶层后代子承父业的道路将会更加顺畅无阻。换而言之，“家伙们”看似有意识地反抗学校教育，却在无意识中顺从了再生产这一社会运作方式。

威利斯的“家伙们”心甘情愿地选择子承父业，而这种选择背后蕴含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专断的客观真相——教育是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一方面，家庭教育为孩子提供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则进行筛查和排斥，在保证资产阶级等优势阶层特权的同时将多数下层阶层的后代排除在外，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划分。

二、家庭：提供资本的原始积累

优势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必然要培养继承人，同时通过资本的代际传递来进行阶层地位的传递。诚然部分经济资本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直接传递，但掌握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间接的。特别是文化资本，其传递隐秘又间接，这种间接传递方式的代表就是教育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主，而家庭教育又为学校教育奠定了基础，资本阶级家庭社会化是文化再生产的第一个过程。家庭会传递一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对于子辈的意义最为重大，可具体划分为身体化形式和客观化形式。

首先，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艺术鉴赏能力、文学素养和生活习惯等，大部分取决于父辈的文化存量。不同于精英阶层的绅士风度，“家伙们”将女性视作性宣泄的对象和家务活的承担者，这显然是来自父辈的言传身教以及母亲担任的家庭角色。不仅如此，“家伙们”的父母不会责怪或惩罚后代在学校的“反学校”行为，因为它并不影响“家伙们”日后的工厂生活。既然后代的性情和惯习取决于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那么出身于下層阶层的孩子先天的就处于一种劣势的境地。

其次，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表现为具体的文化产品，但经济条件限制人对文化活动的参与。优势阶层以经济资本为桥梁打破时空限制，为后代提供参与多样文化活动的机会来积累文化资本。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与艺术品的近距离接触只需要一张门票。但对于下层阶层来说，他们与艺术、文化隔着一道鸿沟。因为父母的经济来之不易且微不足道，仅能维持家庭生活。在《学做工》中，出身于工人阶层的“书呆子”想要获得知识，只能求助于老师和书本，因为家庭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经济资本，那么他们的学习显然要比优势阶层费力得多;甚至连“家伙们”“找乐子”的开销都是通过送牛奶、卖报纸和抢劫获得。“家伙们”会为此缺席学校的课程，然后将赚取的金钱花费在喝酒和泡妞上。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无法借此获得谋生技能或是积累文化资本，但“家伙们”执意于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恰恰是他们认为自己优越于“书呆子”和老师的特殊能力。

无论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还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势阶层在资本的代际传递中总是处于优势。在社会化过程中，他们将特定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或投入经济资本来丰富子女的客观化文化资本。总之，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环境）是文化资本分布结构最重要的成因。[8]优势阶层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然后带着积累的经济本进入教育这一场域，他们的孩子置于场域的中心。

反观下层阶层，父母本就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蒙蔽在再生产这一迷雾中，因此无力地使自己的后代处于场域的边缘。如果“家伙们”要摆脱子承父业这一魔咒，他们不仅要意识到自己处于场域的边缘位置，更要借学校教育这一工具，摆脱来自下层阶层的惯习，并付出超常的精力使自己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来获得优势阶层的入场券。这对于孤立无助的“家伙们”而言，困难重重。

三、学校：实现阶层的传递

“在以官僚主义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的再生产方式中，学业称号不再像罗特希尔德家族某成员的法学文凭那样成为一种法定的特性，而是变成了一张真正的通行证。”[3]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意味着以文凭为代表的制度化文化资本成为阶层传递的必备条件，而学校沦为资产阶级的文凭制造工厂。那么优势阶层会利用一切资本使继承者进入名校，恰如多赛特所说，人们将孩子送进哈佛，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让他们进入统治圈子，因为哈佛提供了一张最直接、最广为人知的门票。[5]

众所周知，学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公平和创造公平的机构。但阿尔都塞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学校教育是用来保障资产阶级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是保障他们掌握这种“实践”的形式。[6]因此，学校不是单纯的教育场所，它是践行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进一步阐释了教育的实质——教育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即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1]

首先，教育内容是专断的，学校文化即精英文化。那么“家伙们”获得学校教育的认可有一个摒弃和接受的过程，一是割断父辈的工厂文化，停止“找乐子”;二是接受学校文化。其次，教育的形式是专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学校课程设置和考核标准更倾向优势阶层，因此优势阶层的孩子天生就符合这种文化的要求，他们的一言一行更容易得到老师的青睐和制度的认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势阶层将专断性的文化强加给教育系统，教育系统既要保持优势阶层后代的特权地位又要将专断性的文化灌输给下层阶层，实现阶层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行动的顺利进行必须以教育权威为前提条件，教育权威表现为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1]但这种合法性并不是教育本身所生产的，而是来自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作为一种专断性强加权力，教育权威的性质被隐藏，且在客观上被承认合法，因此掩盖了教育行动的双重专断性。作为教育代理人的施教者不会进行教育权威的揭示，而受教者又不知教育行动的客观真相。在此基础上，教育行动的合法性得到承认，进而教育的权威也得到了保证。

教育权威借助教育工作指定文化再生产。布尔迪厄将教育工作视为带有长期性质的灌输工作，长期的灌输是为了将文化专断原则内化为习性，以保证在教育行动停止之后还能存在于长期的实践当中。在教育权威的掩饰下，教育工作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意的灌输，例如开学典礼和学位证书等，通过特定的仪式将教育神圣化，使受教者直面教育的威严，心理产生“卑微感”，继而渴望教育的认同感。

如《学做工》中的“书呆子”们遵守學校的规章制度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成绩、老师的表扬来获得认同，敲开阶层流动的大门。二是排斥和审查。学校会按阶段性的考核成绩进行筛选和分流，决定了下一阶段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考试是筛选和分流的典型。对此，布尔迪厄直言，考试能启发所有的人承认学校判决和社会等级的合法性，只有揭露考试掩盖的淘汰功能，才能完全理解大家服从考试淘汰制度的逻辑。[1] 考试等具体的筛选程序，为优势阶层稳定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掌握社会权力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一方面，被保护者按部就班地输入社会各部门的象牙塔;另一方面，下层阶层向上流动的希望幻灭，被排斥到边缘部门。

排斥和审查的主要承载者是教育系统即体制化的学校，布尔迪厄将资产阶级的教育系统称为符号暴力系统，其作用是通过制度特有的手段，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条件，这就意味着教育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为完成教育系统的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外部功能和保证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教育系统生产出符合它应当再生产的文化专断的原则的习性。[1]学校精英即国家精英不偶然，是教育系统将文化专断性内化为习性的结果，而内化为习性是离不开具有一致化作用的教育工具，例如统一的教材、教学指令等。

此外，教育系统垄断对负责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主体即教师的生产。教师赞扬性暗示或贬低性沉默，常常可以改变大学生的实践方向。[2]既然教师的权力来自教育系统的让渡，那么教师必须按照生产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保证自我价值。至于那些敢于对教育系统发出挑战的教师将同美国电影《死亡诗社》（Death Poets Society）中的肯丁老师一般被驱逐。总之，教育系统以毋庸置疑的存在本身进行自我证明、自我合法化，最高明的证明和合法化形式乃是它无须为自己证明和合法化。它以客观的、中立的形式掩盖了自己的符号暴力，它是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7]

四、结语

布尔迪厄用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揭示了教育的实质是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学校看似是一个忽视特权的场所，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得以实现。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学校通过忽视特权使特权神圣化，那些形式、程序上的公平不过是教育系统隐藏其暴力的方法。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优势阶层和下层阶层的后代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正如约翰逊总统所说：“你不能束缚多年解放一个被镣铐的人，让他站在比赛的起跑线上，然后说，你可以自由地跟所有其他人赛跑了，并且有充分根据地相信你是完全公平的。”当优势阶层的后代在家庭教育的帮助下遥遥领先时，下层阶层的后代还在负债经营。而所谓的公平教育却成为隐藏差距的机器，将差距的原因归咎于天赋。“家伙们”长期接受父辈工人阶层的家庭教育，后又接受学校的精英教育，两者之间鸿沟万丈。侥幸跨过去的是“书呆子”，跨不过去的便成为被教育系统抛弃的“家伙们”。子承父业不过是资产阶级教育系统的说辞，一旦下层阶层的父母和子女认同了此说法，不再反抗，那么优势阶层代际传递的风险就成功规避。然而教育仍然是底层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尽管内卷和外压让劣势阶层的后代进退维谷，但对于负债经营的他们而言，唯有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对抗资源分配的不公，才能在阶层的缝隙中挣扎出改变命运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法）P·布尔迪约，（法）J.-C.帕斯隆.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統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法）P·布尔迪约，（法）J.-C.帕斯隆.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英）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5]（美）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M].珍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朱国华.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5）：173-189，224.

[8]吴愈晓，黄超，黄苏雯.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17，

（3）：1-27，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