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状元”这个字眼常常是人们无限景仰也是无比艳羡的一种象征。虽然，打从清光绪末年（公元1905年）科举取仕结束至今，已过去一百多年，但在一些场合，不少人还是喜欢以“状元”这个称号来代表难以企及的顶尖人物。如改革开放以来高考中的佼佼者，人们乃至某些相关机构喜欢冠以“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的称号，曾经的新闻媒体也有过追踪采访这些“状元”行迹的热潮。还有，我还听到有的媒体记者称诺贝尔奖得主为“世界状元”，足见“状元”的吸引力与心理攀升度尚未因时代更迭而被冷寂与偃息。

其被非同寻常的艳羡和尊崇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与“状元”在当年殿试中为皇帝钦点为一甲（第一名）有太多关系。皇帝嘛，那还了得！

不过，当历史蹀躞到了二十世纪，也就是距今几十年前，有一位伟人在一次重要会议讲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状元很少有真才实学的。

这话乍听起来也许有些惊世骇俗之感;但如冷静下来一琢磨，也不是没有道理。先说所谓“状元”的数目：自隋唐科举制伊始迤至清末，一般的说法是共有状元五百五十余名，但其实不同的统计数目也并非完全一致，如有的是会试第一来而未经殿试钦点，那么后世有的也认定就是状元;有的则含糊其辞，似乎仍有点名分不正。有的则是因为当时原始根据就不扎实，不精准，“似乎”是，“似乎”不是之类，如此总的数目有一定出入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有这个原因那种“事故”，一千几百年间“整”出五百多名状元来大概是靠得住的。

那么，这五百多位状元在各时段的应试者或更缩小一点范围——经过会试的进士行列中，都是真正出类拔萃的吗？说实在话，也未必。仅以不同时段的第一流文学家政治家而言，出自状元及第者又有几何？真的是少而又少。有明公可能会说：状元本來就不多嘛！但相对而言，也是不成比例的。仅以北宋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公认的大家来说，大都定位于二十名进士行列之间，哪个也不是状元。那么他们的同科状元呢？肯定也并非凡常，但相对而言则未经得起时间的淘滤而偃息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之中;或则形如绣花枕头，一时徒有虚名，而终未迭现实绩。原因可能很多，其根本之点在于科举考试制度服从于封建统治的取仕教条，参考者在不同程度上囿于难以逾越既定的僵死模式。如明清时段的八股文以及此前时代即已开始的以儒学经典为圭臬的刻板要求，不可能不影响到参考士子们的思维，其结果往往是为考取而削足适履，而在真正所用时则显现出致命的局限性。在这点上，或许某些“状元”比一般进士受桎梏尤甚。这正如武行中的花架子，纵然看来眼花缭乱，而实用性则大打折扣，甚至远不如确有真才实学且能更好发挥的非状元，也就很合逻辑了。

但凡事不可绝对化，还是辩证一点省察为宜：说状元很少有真才实学，当然就不等于完全没有真才实学。还有这个真才实学要以何种尺度来衡重，以及是从方方面面还是某个方面进行要求。不同的标准和不尽一样的要求，其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有的状元还真是有甚至很有真才实学的;有的虽未必面面俱全，而在某个方面还可能有其突出的业绩。先从距今年代近些的状元（包括会试第一者）来看。如明嘉靖八年会试第一的唐顺之（江苏武进人），为当时的散文家，堪称博学多才，在天文、地理、音乐、数学等方面亦有所研究。且曾领兵于崇明抗击倭寇，因而被提升为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于文于武于为官等方面尚称一位有作为之士。另如明正德年间进士第一的杨慎（四川新都人），被授翰林修撰，后被贬谪云南，仍在文、词、散曲、民间文学方面有不俗之作问世，算得上是一位富有才情、文思充盈的文学家，一生所著达一百余种。至于更晚些的如清末光绪帝之老师翁同龢（江苏常熟人），也还算得上是富有学识的一位，于书法上亦属清代重要一家。由于其在政见上倾向变法维新，被慈禧谪回原籍，郁郁至终。由明清上溯至中古之唐、宋，在科考具体方法和程序较明、清时期稍为简约，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士。我不由地想到两个较熟悉的先生，有说为状元，然史载略欠清晰。此两位一为唐代大诗人王维，一为北宋曾三次为相的吕蒙正。王维（山西永济人），姑不论其学问渊博与否，仅言其诗才应该说是具有很高的分值，被后世权威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这位王摩诘的画造诣也相当可以，应该说是一位大艺术家。吕蒙正（河南洛阳人）学问如何估价不予细究，可以肯定地说绝不贫乏，而颇值得道及的是其为相的政声，以能直言见称于世，有此方面亦不致使其浪得虚名。同样是在北宋，一位正南八北，毋须考证的进士第一就是宋仁宗天圣初年的宋庠（原籍属今湖北安陆后迁至今河南杞县）。他与其弟宋祁都有较高之文名，人称“二宋”。庠高中后任兵部侍郎平章事，其文典雅，诗词多秾丽之作;祁亦为进士，官翰林学士，其辞作《玉楼春》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名句，当时有“红杏尚书”之美称。言其兄弟二人为北宋朝之文学家应属名实相符。至于南宋，朝政尽管腐弱，然状元中尚不乏可称道者。绍兴朝早期有位进士第一的张九成（河南开封人），曾做过著作郎和礼部侍郎，有《横浦集》问世。此人不仅善诗文，人格气节也堪可立世，只因反对与金议和而遭秦桧打击，贬至南地十四年，秦桧死后始被召回。无独有偶，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尚有一位进士第一的王十朋（浙江乐清人），其学识底蕴甚厚，早年在乡间讲学，秦桧死后始出而应试，高中后历任校书郎、侍御史，直至龙图阁大学士。终生力主整顿朝政，坚持抗金，曾为北伐失利的张浚辩护：不可以一战受挫而否定抗敌图存之志。此位王十朋公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其家乡一带多有研究其人其文者。有著《梅溪集》。此公尚属有真才实绩之状元郎。

当然，综观上下千数百年，凡有科举取仕以来，真正为古时进士之首——状元行列灿然增色的莫过于民族英雄文天祥（江西吉安人）。毫不夸饰地说，仅此一人即足使今天对古时状元应取更客观、更实事求是的评价。一般说文丞相文状元是南宋时人，其实他的生命兼跨宋、元两朝。后半段的时间虽只短短几年，却以他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死气格破灭了蒙元当局讥笑“中原无人”的骄横，不得不承认世间确有“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超凡之身。文天祥以其不打折扣的言行与气节，给真正的状元（尽管数量不多）正名：什么是才学，什么是人格，什么是男人中的“状元”！也真是，如果历史上没有这一位，纵然男人中出了几百个“状元”，也难免由于缺乏精神钙质而先天不足，文秀有余而内质孱弱;外表衣冠楚楚而能力捉襟见肘，令其中少数有识者自惭形秽。这里不必一一罗列文状元的全部著称，仅就其《过零丁洋》和《正气歌》而言，早就超越了一般才学的概念，而进入气格与文字血肉相融的境界，让一千几百年中所有的“状元”乃至所有的应试生员虔心拜读：先补钙，再补书，庶几便可增加几分自信，最低限度亦能少些名实不副的惴惴不安。

围绕着状元这个话题，在上千年的历史上，除了正史的记载，若干野史、稗史乃至民间传说中，也都对有关状元这个那个的说法始终未断，足见这方面的兴趣还是一直有市场的，其中的逸闻趣事有正面的，也有的是带戏谑成分以至暴露内幕的，也未必全无参考意义。

譬如南宋高宗朝的特号奸相秦桧，我自小时候就听乡里间的大人们讲：此人中过状元，不但有学问，书法也很了得，只是因为他太坏太阴毒，后世没人愿意承认他是状元，连江宁（南京）人都耻于说这家伙是那里人;其人书法再好，也无人保存下来——这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例子。我长大后，在可能看到的典籍中都没有查到老秦是状元的确凿例证。当然，我也查不到秦桧当时的“干部档案”，没法看到他考中的原始发榜名单。因此，对我而言，心中仍是一个悬案。

与秦桧其人相联系的是：当时才高博学的大诗人陆游考中了进士第一，但当被巨奸大恶秦丞相获知，立马驱使考官做“大手术”，李代桃僵地以其孙秦埙取代了陆游。可见，这位无孔不入、雁过拔毛的秦贼绝不仅以清除眼中钉岳飞为满足，朝里朝外凡为忠直之士他无不痛下狠手，几乎无一幸免。我老家那地方，距临安杭州两三千里，但有两则民谚据说流传了很多年：一个是“千倒霉万倒霉，顶倒霉的是碰上秦贼”，另一个是“秦大丞相你真行，害人害得成了精”。不过，我估计像陆放翁这样的大胸怀，也不会过于为遭些算计而自伤，不然他在那个年代还能活了86岁高龄。但他被偷梁换柱很可能是有事实依据的，若干年后宋孝宗给了他一个“赐进士出身”，或许是一种补偿。

关于吕蒙正，在我老家那个两千多年来未改过名的“秦置县”有一则流传久远的故事：蒙正年轻时家道清贫，时运不顺，他也想通过自身努力使日子过得好些，但“贩猪猪贱（卖不出价钱），贩羊羊贱，猪羊一起贩，皇帝驾崩，禁止屠宰”，在手的猪羊都打了水漂。当然，又过了些年时来运转，得以高中而处境大变。我记得小时候，家父多次给我念叨这个故事，意在鼓励自己的儿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有志者事竟成也。

还是几十年前，唯一的状元卷在世间浮出，闹得沸沸扬扬。这位山东青州的状元郎，是公元1598年由万历皇帝钦点为第一甲第一名，随后荣任江南考官，还一度担任过礼部尚书的赵秉忠。但最终证明他的“秉忠”性格并不太适应十六与十七世纪之交明朝末期的险恶环境，从政绩上讲考得并不顺遂，最终被迫激流勇退而回归故里，但干出一桩惊天动地、足以祸灭九族的大事件——在深宫禁苑、重重设防中毅然决然将自己当日的试卷随身“带”回，难道是吃了豹子胆不成？而绝大的侥幸是：事后并未败露，他成功了。有人可能会说：遵照八股取仕的教条做出来的文章不会有太高的文学价值;但我客观地说：当日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小青年”在二千四百六十字的卷子中竟能向皇帝老儿提了若干条改善国政，以固统治的“治理方案”，而且用的是一字未改的小楷，也可以说后生不同一般，我在青州博物馆看到过此件的复制品，文章的逻辑和书法的功力果然不虚。当然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赵状元无法与张居正之流的“名相”比肩;在现今的一些辞书上甚至也籍籍无名。不过，其人的“特殊贡献”正在于他“弄”回来一件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独一无二的状元卷，而且历经四百多年的曲折过程献给国家。中间虽有贪心之徒妄图谋取亦未能得逞。状元本身也许毋须过高估计，而状元卷本身的价值恐不逊于一个状元。因为千百年来状元尽管有数百计，但后人能够亲眼见到的状元卷却只有一件。

与状元话题相关的人和事当然离今人越近越清晰。清光绪朝当中二十八年间，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出了两位状元，而且两家在一条胡同里，先一位名叫曹鸿勋，后一位叫王寿彭。我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这段奇闻，说是二人的家长相互有点摽着劲的意思，后来还真的是如愿以偿。我县距离潍县不足二百公里，在明清之际有“金黄县银潍县”之说，自从潍县连出了两个状元之后，潍县人格外扬眉吐气，有来黄县经商或务工者则炫耀说：“你们这个金不如俺们那个银，连一个状元也没出。”黄县是未出过状元，却在明、清两朝各出一个一品大员：一个是明末崇祯朝的内阁首辅范复粹，一个是清咸同年间榜眼出身的贾祯贾中堂。此二人气节都不错，前者誓不事清，后者英法联军时他留守北京，面对洋鬼子敢以一身硬骨去顶，贾（假）中堂被誉为真中堂。所以当时黄县人对潍县人不示弱的“本钱”就是：“你们出了两个状元不假，可我们出了两个大学士。”充分显示了乡民的“地本位”。不过，事实的真相是：据说贾祯在会试中本为进士第一，而在殿试时慈禧认为“贾（假）状元不吉利”，便挥笔改成榜眼。而潍县的两位状元则后劲欠足，都未能做到大学士那样的高官。曹鸿勋殁于1910年，辛亥革命前后以书法名世;王寿彭于民国时期先后任过山东省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1927年辞世。两位状元均未过“花甲”而终。

至于更晚些的，光绪末年1902年版的状元江苏南通人张謇，我上小学时在《尺牍》上就领教过这位立宪派大实业家。前些年去南通参加一个诗会，一位当地文友对我说：“我们南通人在历史发展中创造过不少方方面面的第一;仅仅张季直先生就占了这些第一中的几个。”张謇字季直，文友的评价也是实在的。但要说方方面面，那就不仅限于发展实业，还有其政治态度，在时代大潮中的倾向等等。作为一位毕竟出身封建士大夫的状元郎，后人不应苛求其面面闪光，这是毋庸讳言的。

无论是学问、人格，也无论是生平业绩，逸闻趣事，以上所举者总还是挂一漏万，但好处是适可而止，不使人眼花缭乱而模糊了应有的理性。“状元”也者，无非是那个时代量“材”取任的一种方式，一种人生社会中的少数群落曾经存在的现象，一道炫目的而有缺陷的风景。

因此，对于那个时代的科举状元，既不必群体加以菲薄，更没必要馋得流哈喇子，痴迷得睡不着觉。那毕竟是過去时代的产物了。就是现今曾经盛行过的“高考状元”之类，不是早已归于理性，不再那么人为地推波助澜了吗？甚至今日学生的考试，也不提倡搞什么排行榜之类的作法。好，健全的人类就得这样越活越智慧，越活越有境界。

（石英，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有长篇小说《火漫银滩》《血雨》《密码》，诗集《故乡的星星》《石英精短诗选》，散文集《秋水波》《母爱》《石英杂文随笔选》等多部。）

编辑：郭文岭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