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读大学后，我结束了七年的陪读生活，回归社会。我去应聘作文班的老师，当看到另一个年轻女孩子也等着应聘时我慌慌张张地退了出来，我给自己的解释是她比我更需要那份工作。

那天下着雪，路上的积雪很厚，我摔了一跤，手掌擦破了皮，我爬起来把手上的泥水血水在衣兜里悄悄擦干净。其实七年的全职妈妈生活，已经让我蜕化成一个完全没有社交能力的人，我社恐。

五月份时，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她问我愿不愿意去印刷厂工作。愿意的话，她可以帮忙。我说，我啥也不会，去了干什么？朋友让我考虑几天，想好再回话。我知道朋友想帮我，帮我走出自我围困的死局。我记起另一个写作圈的朋友是在印刷厂工作的，她叫赵莲芝，我平时喊她赵姐。她一定知道些厂里的情况，我便给她打了电话。赵姐在厂里工作了三十多年，她对厂子熟悉得就像是自己的家，她和我讲了具体工作，厂里的工人以及不错的收入。最后她说，你是写小说的，只有深入一线和更多的人接触才能有一手的材料。她的话对我猛的一击，这几年我其实一直在吃老本，写作题材上没有新的突破。我下定决心走出去。

我当年的工作关系并没有完全丢掉，原单位一直给我交一份最低的社保，这就意味着我还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只是集体工的调动手续繁琐。经过漫长的工作调动过程，我终于办理了入职手续。

因为写作，几个月后，我被借调到了报社工作，连着做了几期人物访谈，效果还不错。可我是大集体工，所以并不能正式调入报社。工作的事一直悬着。

几年后，报社人事调整，工作调不进那就只能退回原单位，我不得不回到印刷厂。这次回来我进入了生产车间，领了墨绿色的工作服，还有手套、袖套、围裙，我成为生产一线工人。我工作的车间是装裱车间，主要做挂历做荣誉证书装裱字画，还有做报纸的合订本叠档案袋等。当然我并没有资格去学习字画的装裱，这些大活儿需要丰富的工作经验。我只能给师傅做下手打杂，我的师傅只比我大一岁。她从1990年进入厂子，一直工作到现在。

装裱车间原来很热闹，据说人多时有八九个人，等我到了装裱车间时，只剩下师傅一个人。我们俩每天面对面地工作。她会给我讲她刚参加工作的事情，讲她的师傅，讲那些已经退休的工友，讲她的工作经历。从装订车间到装裱车间，和她一起参加工作的那批工人中，只剩下她还在一线工作，其他人差不多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提升，进入管理层。不过师傅从来没为这些事感到过遗憾。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员工的素质在那儿放着呢。

给我帮助的赵姐癌症复发，我去医院看她，她倚在床头还在坚持做校对工作，这是她退休后在厂里找的一份临时工。我们集体工退休，要两年后才能拿到退休金，我不知这是什么政策，谁也没有追问过，只是耐心地等着，总觉得钱迟早要给的。那些女工们就是这样，很少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去吵。一个月后中秋节的第二天，赵姐去世。我难过哭泣，等她走了，才想起赵姐讲过的那么多的故事我都没有记录。

后來我因为身体的原因也离开车间，在医院等待手术时，我想了很多，最遗憾的是几个小说都没有动手。赵姐的离去，师傅的坚守，让我有了写一写普通女工的打算。《岁月忽已晚》只是这个系列小说的开始。

（陈年，先后在《天涯》《长城》《山花》《西湖》《作品》《芳草》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多篇作品被选刊转载并收入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