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永超

一、引言

受到风险社会、信息技术和公众信任危机的共同强化作用，现代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趋势，这昭示着全球化的避责时代业已到来，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1]特别是在中国独特的压力型体制下，强劲的考核约束和政治风险压力使得这一现象和趋势变得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之下，有鉴于这一情势的环境多变性和组织破坏性，聚焦和弄清避责行为背后隐含的原因和逻辑，成为组织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首要关注的议题。遗憾的是，针对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与此同时，伴随着责任型政府理念的深入，围绕责任和问责等主题的探讨近年来备受青睐，尤其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面向公共部门的责任以及问责话题一度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基层争相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曾在指导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指出，基层各级党政干部要加强责任担当，对不担当不作为的要严肃问责，由此，问责在危机应对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虽然既往研究显示避责行为会受到政府问责的影响，但是针对政府问责合理性与基层避责行为的直接关联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则明显不足。

此外，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尽管围绕避责行为与政府问责这两类行为的研究各自在公共部门常态情形中均有较为广泛的讨论，然而针对在危机状态下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及相关的作用机制与发生条件却鲜有人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