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 排 余吉玲

一、引言

生命历程理论主要探讨社会事件、历史进程、文化变迁与个体成长和发展轨迹的互动关系。个体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而是嵌入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与时空、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相互影响。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如成年、结婚、生子、就业、迁移、退休等)受社会文化的塑造，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影响人们的人格和行为。[1]特别的历史事件，构成生命历程的转折点，造成个体生命轨迹的延续或断裂。[2]然而个体不是被动地、机械地受社会文化的规范与制约，而是会根据社会情境能动性地改变人生命运。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在时间作用下的相互影响。[3]它的意义在于借助“时间”这个关键概念将微观个体发展与宏观社会文化环境有机统一起来。生命历程理论对移民的研究，旨在探讨“迁移”的人生经历对个体生命轨迹产生的重要影响，研究个体如何通过调适与再建构以适应和融入新的地域空间、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反过来如何形塑个体。[4]对老年群体的研究，主要考察重大的生命事件、早期人生经历积累对老年异化、社会地位不平等，[5]晚年生活质量以及身体健康的影响。[6]个体早年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事件会影响晚年的迁移行为，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的迁移行为受具体社会文化环境影响。[7]

国内利用生命历程理论范式考察时代变迁、政治变革以及重大社会事件对特定人群、特定生活领域的影响，如“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允许农民进城等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剧烈的社会变迁造就了处于特定时代人们的独特命运。在人口大流动时代，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考察流动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8-9]还有研究考察儿童期留守经历或随父母迁移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10]迁入城市对农民工个体生命轨迹、身份认同、社会角色及其家庭结构、规模与家庭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生命历程范式分析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流入城市、市民化等重要事件对进城农村老年人人生轨迹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乡—城间、城—城间的人口流动，流动的形式呈现出个体流动、家庭流动、旅游流动与边界流动共存。[11]出于老人养老方便或照顾孩子的需要，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或住所的年轻人将老人接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加速了老年人口流动。除此之外，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下，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呈上升趋势，[12]表现出乡—城、城—城、乡—城—乡等流动类型。与主动进城的青壮年不同，老人以协助子女、跟随子女的角色被动从熟悉的社会环境脱域进入陌生的社会。流入城市的农村老人因缺乏城市积累、难以获得流入地社会支持而处于空间、体制和文化的边缘。[13]具体表现为，个体特征上，随着年龄的逐渐老去，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认知能力逐渐下降，加之农村老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适应数字化、信息化的城市生活方式，面临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融入困境。制度环境方面，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约，流动老年人享受不到流入城市的社会保障，更多的是依附子女、家庭养老，这就导致老年人认为自己增加了家庭支出，给子女带来了压力。因而定居的意愿和城市融入水平低，在城乡之间频繁地两栖流动。城—城之间流动的老年人，多为退休者，相比农村流动老人文化程度高，是携带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而流动，能够较快的融入当地文化，适应当地生活方式，因而长期定居的意愿较强。[1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老年人的群体特征更加异质多元。除随迁等被动型流动外，出现了以享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旅游、选择适宜养老的城市等主动型流动。流动的距离有跨省、跨市县、甚至跨国流动等。学者结合“流动”“老年”的双重特征定量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并主要考察流入大城市的老年人市民化问题。本文以甘肃省天祝县为例，以从农村、牧区流入县城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为何流动？如何调适因迁移引起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代际供养方式的变化？作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生命事件，流动以及市民化给老年人的生命轨迹带来哪些影响？

家庭是老年流动人口活动的主要场域，进入城市的老人以“原子化”的方式分散地嵌入在不同的家庭中。而在天祝县城北新区的保障性住房小区内，生活着大量来自各个乡镇的农村老人。在这些小区随处可见提着小马扎、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或晒太阳或闲聊或打牌。如此多的农村老人集中生活在城市小区的现象较为特别。笔者选取其中的Z和L两个安置小区，于2020年8月和2021年1月两次深入这两个小区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形式开展调研。探讨老年人何以进城，进城之后何以生存，他们对未来生活有怎样的期盼。对于流动在外的人而言，年老的时候回归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是国人的普遍追求。“落叶归根”反映出一种寻根情结，它是对故土思念的回馈，更是为漂泊的灵魂找到一个归宿。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牧区的老人在生命历程的后期被裹挟进城镇化的潮流，加入到乡—城流动的大军中。在城市无法就业的老人如何改变生存策略以支撑城市消费型的生活？老人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与张力？老人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文化以及新的身份？落根城市的老年人是否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理论，探讨从农村脱嵌的老人嵌入城镇以后如何生存，他们的晚年生活何以安放。

二、脱嵌农村/牧区，落根县城的历程

农民、牧民离开原来生活的农村、牧区进入城镇，可视为其生产生活的空间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从农村/牧区到城镇的脱嵌与再嵌入过程，农牧民在这一过程中面临新的身份再造，以实现对城市社会的自我归属、自我认同。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出于对城市更美好更现代生活的向往以及地方政府有力推动，城镇成为农村人生活的目的地，“农村”“农民”“牧民”成为他们急于摆脱的“标签”。大城市高昂的房价与生活成本将缺乏资本的农牧民拒斥在外。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县城，因为相对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人居环境和文化观念等，满足了农牧民市民化的需求。“小城市相当于一个磁石吸引周边乡村的人口”。[15]农牧民将务工的积蓄用来在县城买房定居。在县城买房定居者已从乡村精英扩展至大部分草根民众。在照顾孙子、看病方便、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等多重原因的推动下，老年人也被裹挟进县城，在其晚年的时候成为“城里人”。进入县城的农牧民面临着就业机会没有增多，收入未能提高，支出却大幅度增加的现实困境，为了维持一家人在县城的高额开支，年轻人又不得不跨县、跨省打工，留老人与孩子在县城，成为县城新型的留守群体。那么，现实根基不稳，未来不确定的老人何以进城？

(一)主动选择

1.陪读者

“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提高了教育和其他技能的回报。结果导致父母的行为从生育很多的孩子变为对每个孩子进行更多的投资。”[16]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投资之一。随着农村中小学校的撤并重组、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农牧民教育观念的转变，为了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不少农村家庭选择从小学开始就将孩子转入县城或大城市的学校，因为孩子太小，在城市求学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家长照料孩子的生活和辅导监督学习，因而在我国产生了陪读现象。陪读现象的产生是政策制度、家庭、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农村家庭应对城镇化、家庭流动、农村教育改革而基于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身份进行的理性决策。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陪读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教育投资及风险，然而，对于没有权力背景或资本积累的农村家庭来说，教育仍然是改变子代命运，实现家庭轨迹上升的可能渠道。在天祝县，大体上有以下几类陪读类型，一是父母双方在县城边打工边照顾子女上学。其次是父母一方，多为母亲专职照顾孩子上学，另一方仍在农村从事种植或养殖，或跨县、跨省外出务工。第三种是父母双方在外地打工，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在牧区，父母继续从事放牧，爷爷奶奶进城照顾孙子的现象较为普遍。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陪读，都是每个家庭在生存策略之下基于家庭经济状况、资源禀赋以及家庭成员所掌握的资本作出的理性选择。陪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首要的是在县城租房或买房。Z和L两个小区有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多种房源，能够满足不同家庭的梯度需求。一些人认为保障性住房没有房产证，租住比较可靠。Z和L两个小区供出租的房子为小套，面积为50-60平方米，租金加上物业费等其他各项开支，一年需8000元左右。如果购买房子定居县城，需20-30万元。不少家庭举债或贷款买房，为了偿还借款或贷款，年轻人外出打工，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县城，由老人负责陪读。陪伴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生活在县城，促进了老年人市民化。

2.跟随子女者

受我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从农村脱域进城的老年人并未纳入城镇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依附于家庭的养老模式仍发挥主导作用，出于子女方便照料的理性选择，老人被动地跟随子女进城。另外，经过几十年人口流动的演变发展，青年一代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进入城市的目的和诉求日益多元化，增加经济收入不再是进入城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我发展、提升个体能力，最终扎根城市进而成为城里人是青年一代的终极目标。在人口大流动时代，流动的趋势、类型、模式以及结构渐趋多元复杂，举家迁移的家庭逐渐增多。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获得亲情支持，减少了因离散带来的痛苦。老人跟随子女进城，帮忙照料孙子，确保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增强整个家庭立足城市的能力。

“子女们进城了，我们没办法也跟着来，人家打工去了，孙子没人看，再者我们在农村也不方便，尤其身体有病需要照顾，跟着子女们他们照顾起来方便。”(男,藏族,60岁)

3.提高晚年生活质量者

费孝通指出，亲子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极为基本的，任何社会总是以这种社会关系为基础构成它最基本的群体。[17]西方社会的亲子关系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依此一代一代接力抚育的“接力模式”。在中国是亲子反馈模式，即父母抚育子女长大，年老的时候子女赡养父母，回报父母的恩情。从长期社会实践看，无论何种亲子关系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取舍给予须遵循均衡原则以保证社会经济共同体长期维持下去。[18]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养儿防老”是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取予均衡的实践模式，儿子继承家庭财产，负责赡养父母。在人口流动的时代，子代进城与留守在农村的父代长期分离，冲击传统的供养模式，农村空巢老人逐渐增多，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和情感反馈日趋减少，但在农村社会福利保障还不健全的现实下，依靠子女供养仍然是主要的养老方式。为了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年轻人更加方便的照顾老人，一些家庭给老人在县城买房子，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子女在县城或其他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家庭。父母年轻的时候为了子女的教育耗尽了财力、物力，等到父母老了，子女尽可能的反哺父母，让父母安度晚年。

“我儿子在县城上班，为了方便照顾我和老伴儿，在县城给我们买了房子，以前他回一次家需要2个小时，路也不好走，现在10分钟就到了。”(女 藏族 67岁)

“我的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当时为了他们上学农村老家的房子从没翻修过，家里的羊全都卖掉了。他们两个工作以后给我在县城买了房子。”(男，藏族，58岁)

(二)被动适应

1.精准扶贫户与易地扶贫搬迁

根据调研，精准扶贫户家庭出资1万元就可以在安置点购买一套安置房。笔者调研的对象共有3个安置点，分别为松山镇、县城新区的Z和L小区，各个村子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安置点，并根据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所分房子的大小，三口人家会分到60平米左右的房子，五口之家的大家庭会分到80平米左右的。

“有些家庭是为了儿子结婚，现在结婚女方都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有些家庭是为了小孩在县城上学选择搬到县城。”(男，藏族，58岁)

即使没有个体化的诉求，对于花1万元就可以在县城购买一套房子这样的优惠政策，几乎没有家庭可以拒绝。如果选择接受优惠政策定居县城，农村老家的房子、圈舍就会被推掉，土地流转给农业合作社种植高原藜麦。

天祝县城周边的东庄村因为土地都是旱地，地陡靠天吃饭，收入微薄等原因，除养殖户外，当地政府将单纯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户易地搬迁。

“我们村子里的人大部分搬迁到了县城，L小区安置了50多户，Z小区安置了30多户，农村的老房子被推掉了，土地被流转种植藜麦。”(男，藏族，73岁)

2.生态移民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祝段面积为4390平方公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61.4%，其中，核心区860平方公里，缓冲区683平方公里，实验区2297平方公里，外围保护地带550平方公里。核心区共居住农牧民群众59户217人。为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人为影响，天祝县将位于生态核心区的农牧民进行整体搬迁，并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确保生态移民“搬得出、稳得住、留得下”。住房方面，为减轻搬迁群众新建或购置住房负担，确保群众搬迁后有房可住，对于搬迁至Z和L小区的住户每户补助5万元的购房资金。就业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搬迁群众根据需求，优先安排农村公益性岗位，对自愿转为城镇户口的，可规定安排城镇公益性岗位，实现搬迁群众转产转业，确保群众搬迁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对搬迁群众特别是迁入县城的群众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及就业指导。

“政府组织18-45岁的农牧民参加培训，培训的项目有电焊、维修、厨师、运输等。但是农牧民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有限。”(男，藏族，58岁)

无论是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还是组织的技能培训，都有年龄的限制，因而将老年人排除在外。根据调研，生态移民户虽然举家搬迁至县城，但是户口并未迁移，只能享受农村户口所应享有的保障性政策。

3.失地农民

城镇化快速发展表现为城镇空间扩张以及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城镇空间的扩张使周边农村被动卷入城镇场域，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进行城镇化建设，从而产生了失地农民。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全国各个层面的城镇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张，连接都市圈与乡村的县域在规模扩张中吸纳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的农民，生计方式、职业、社会网络、价值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经历剧烈时代变迁的农民在变革与适应中寻找身份归属。调研中遇到一部分来自天祝县宽沟村的村民，他们的宅基地和土地被征用建设工业园区，失去土地和宅基地的村民被安置在Z和L小区。宽沟工业园区共有23家工厂，主要生产碳化硅、瓷砖等。据村民反映，这些企业在解决本地就业方面贡献不大。一些外地老板都是自带工人，不用当地劳动力。另外，企业效益低下，经常发生停工现象，有时不能按时支付工人工资，导致本地劳动力也不愿意到这些厂子打工。

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以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是政府主导的“政策型”或被动型市民化，而非农民自愿选择的行为。这种类型的市民化最明显的特征为农牧民举家进入县城，家庭中老年人不得不跟随进入县城。农村老人的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由农村转向城市，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的、异质的社会，社会交往方式发生改变，需要重新建构社会网络。在Z和L两个安置小区，移民交往的对象仍然是来自全县各个地方的农牧民，相似的生活环境，相同的生命历程，使他们在新的生存空间形成了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群体，社会交往倾向于“内卷化”，社会网络没有得到实质性扩展，农牧民社会地位未能上升，身份未发生转变。老年人因自身能力不足，很难实现再社会化，他们进城即意味着失业，面对比农村消费高出许多的县城，老人何以生存？

三、落根城镇，生存如何

农牧区老年人在城镇生活的现状与早期人生经历、个体与城镇社会的互动经历有关。老年人与城镇社会互动的历程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时代，农牧区老人与城镇的往来主要体现在以赶集的方式与城镇实现经济交换；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人口大流动时代，老年人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与城市的交往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后来在家庭、政策等多种因素驱动下老人长期生活、定居在县城，此时老人已走到生命历程的后期，与过去农村生活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城镇其他人的生活横向比较后发现，迁移影响老人生命轨迹的波动。戴维斯(Davis)将个体生命轨迹方向划分为上升、水平或下降的形式。调研发现，“农村—城镇”空间转换和“农牧民-非农非牧”身份转变引起进城农村老人生命曲线上下波动起伏。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居住环境，看病就医方便等是促使老人生命轨迹上升的有利支持因素。收入未增加，消费迅速增加是导致生命曲线下降的不利因素。在相同的时代背景、政策制度影响下，因个体能力、家庭资源积累不同，其生命轨迹的方向不同。子女在县城有稳定工作的老人，依靠代际供养不但生活有保障，并且实现了与子女团聚，生命轨迹得以向上起伏。身体患有疾病、子女外出打工的老人，成为县城新型贫困群体、边缘群体和留守群体，生命轨迹向下波动。

(一)具有“乡村性”的城市活方式

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所示，“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来自早期生活模式尚存的乡村，这种情况强化了俗民社会的历史影响。我们不可能在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个性类型之间发现突变的、断裂的变化”。[19]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早期生活经历过贫困，艰辛苦难的过往记忆、体验与当下的能力缺失规制了老人的消费行为，只能实践勤俭节约的生活惯习规避未来生活的风险。常年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形成了与农村文明相对应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角色意识与行动逻辑。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文化在老人身上表现得根深蒂固，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却保留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理念，因而难以适应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生活。在城市消费高几乎是进入城市的所有老年人的心声。

“在县城，吃的、喝的、用的都要拿钱买，水电费、暖气费、物业费……农村人就不该上楼。”(男，藏族，69岁)

为了应付这些日常费用，老人们尽可能的缩减衣食住行方面的开支。衣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农村人的风格，有人穿着布鞋，老奶奶们戴着当地农村妇女们常戴的头巾，老爷爷们戴着很过时的帽子。很多老人抽的烟是农家自产的烟叶子。由此可见，进入县城的农村老人只是实现了身体所处空间的物理性转移，消费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打上了深深的农村文化烙印，在自身能力不足的约束下，难以发生转换。访谈期间，遇到一位有退休金的老人，虽然退休金每月只有2400元，而且这些退休金要养活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但老人在衣着方面明显比来自农村的老人洋气。

(二)处于城市边缘，是新型的贫困群体、边缘群体和留守群体

随着年龄的老去，老年人身体机能、认知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渐下降，“相伴而生的各种疾病风险的增加与可预期的负面生活事件(如丧偶等)是老人陷入贫困的主要促动力”。[5]杨菊华将老年人贫困分为经济贫困与社会贫困两种不同程度的贫困。经济贫困主要指收入不能维持支出。社会贫困主要包括生活质量低下、身体不健康以及精神孤独等。老年群体致贫因素多、贫困率高，农村老人更容易陷入经济贫困与社会贫困中。[20]城市的老人因为有退休金和医疗、养老等社保从而可以有效地规避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城的农村老人面临收入未增加，消费却迅速增加的困难。在农村60-70岁左右的老人尚且能继续经营农业，依靠土地收入维持生计，进入城市即意味着失业，只能依附子女、家庭养老，晚年生活质量与子女生活状况、子女是否愿意承担赡养责任紧密相关。由于进入县城的老人仍是农村户口，因而不能享受城市社会保障服务，每月120元的养老金是大部分老人的依靠。依靠农村收入维持城市消费型的生活难免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虽然老人饮食清淡、穿衣简朴，日常消费并不高，但是“养楼养病”却是老人难以应付的主要支出。

“与收废品者讨价还价”“怕浪费电不敢看电视”“为了节约水费，到小区附近的小河提水。”“冬天如果是阴天不敢出来，怕感冒了还要花钱买药……”

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贫困个体，反映出进城农村老人的群体性贫困。虽然老年人进入城市的理由千差万别，但进入城市后几乎是同质性的个体。相同的农村背景，在城市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同样困境，使老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成为县城新型的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访谈中遇到的H先生戏称他们小区是“难民区”，住的都是没有收入来源，身体又有各种疾病的老年人。

除此之外，在人口流动加速和核心家庭增加的趋势下，年轻一代携带自己的子女跨县、跨省打工，留老人在县城独自生活。老人即使进了城也难以摆脱留守之痛，成为新的留守群体。外出务工的家庭通常将有限的家庭资源投入到子女教育与抚养中，挤压了对老人的赡养支持。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很有限。有些家庭外出务工时选择将子女留给老人照顾，老人以陪读的方式继续从事再生产活动，繁重的家务劳动、教育孙子的压力，往往导致老人健康水平下降。

(三)居住空间区隔化，复制农村的文化模式

桑德斯(Saunders D.)将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称为“落脚城市”，这些地区与城市中心区隔，处于城市的边缘与底层，是贫穷、暴力、犯罪的集聚地，同时充满希望与活力。“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的盛地，也可能是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会走向哪条路，取决于当局为移民人口提供哪些权利与资源”。[21]甘斯(Gans)将携带传统文化进入城市的乡村移民定义为“都市乡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普遍存在过度城市化或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产生了大量生活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但价值观念、身份没有成功转型的“都市乡民”。[22]Z和L安置区由乡村移民构成，在空间上与县城中心区隔，仿佛是嵌入城市的一块飞地，这些特征与“落脚城市”类似。对于当下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来说，县城中心的喧嚣嘈杂、人来车往，清晨牦牛广场的转经声，傍晚广场上的锅庄舞仿佛都与他们无关，这些碎片化的日常文化景象成为区隔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显性符号”。被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小区，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乡村移民在城市空间中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具有熟人社会与陌生异质社会相互交织的特征。

“我们村搬来了13户，散居在一个小区，平时不会打电话联系，也不会串门。邻里之间彼此不认识、不往来互动。一起晒太阳聊天的也不认识，今天认识了，明天又忘记了。”(女,藏族,70岁)

聚集在一起闲聊的老人虽然彼此不认识，但相互之间很友好、经常相聊甚欢，喜欢分享家事、私事，缺乏隐私观念，难守秘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的方式是农村文化模式的复制，因而少有城市人的冷漠、多疑。笔者作为一个外来者，跟相遇的老人访谈时，他们表现的很友好，不会怀疑、排斥或拒绝。

(四)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家庭关系紧张

城市与农村居住空间的格局分布不同，农村是庭院式的，扩大家庭中的几代人生活在一个院子，依据辈分、权利居住在不同的房间，不同房间的空间距离较大，是相对单独和私密化的活动空间，如果家庭关系紧张还可“分灶”，即“分灶不分家”。而城市空间紧凑，几代人共享一个空间，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矛盾往往被激化。流入城市空间中的农村人，需要抛弃生成于农业社会的种种习俗，建构与城市文化相对应的生活方式，然而，传统乡土文化对老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习得城市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经过长时间的传统与现代、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老人才会实现他们的城市化。举家搬迁至县城的有些家庭，因无力购买第二套房产，只好几代人生活在一起。老年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因经济拮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同，产生了许多矛盾，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年轻人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我们老人喜欢吃软一点、清淡一点的，吃不到一起，总是招年轻人嫌。”(男,藏族，71岁)

另外，与老人不在一起住的年轻人，平时在外地打工，过年回来时将自己的孩子接走，留下老人孤独过节，享受不到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喜悦。

(五)单调的闲暇时间，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

城市退休老人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老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国内外旅游，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继续深造，诸如学习画画、乐器、棋艺等。在城市的公园我们也能看到老年人丰富多元的业余活动，吹长笛的、拉二胡的、跳健身操的、打太极的、舞剑的等等。总之，老人退休以后把大部分时间放在锻炼身体和陶冶情操上，通过参与各类活动结交新的朋友，保持愉悦心情。根据笔者调研期间的观察，天祝县的Z和L两个小区，几乎所有老人的闲暇时间以闲聊、晒太阳、散步或打牌的形式度过。参与打牌的也是生活相对富余的少数人，一些老人认为就算一天输掉2元钱，一个月也要60元，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花费。老人们拿的都是老年机，通讯工具仅限于与亲朋好友的联络。很少有人拿智能机，更谈不上利用网络交友、浏览新闻，充实丰富业余生活，或掌握外界信息接受新事物。有些老人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非常模糊地了解到抖音、快手等新式传媒软件。例如访谈中遇到一位76岁的老爷爷说，“快手上说我们的养老金要涨呢”，至于什么是快手却说不清楚。赵旭东认为，“网络时代特征之一是去中心化，即网络通达之地，也就意味着信息的共享，再无需通过中心向边缘反馈信息，无处不中心是一种现实的日常”。[23]笔者在县城发放问卷的时候，遇到一位女老板正以网络直播的方式销售衣服。直播中使用的是“亲、小姐姐们”等网络语言。其实不只是城镇，网络直播、拍摄抖音或快手短视频等在农村日渐兴起，成为农产品销售、获得收入或娱乐的新型手段。而进入城市的农村老年人仍然处在信息社会的边缘，是数字网络时代的边际人，对当下流行的通讯媒介感到陌生。老人在同质化的社会网络中，能够获取的信息资源、文化资源非常有限。除此之外，社区很少组织一些志愿活动或公益类活动，老人获得社会层面的支持非常有限。两个小区缺乏健身设施器材，缺少关于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有礼的宣传标语、展板等。

(六)能力不足导致对未来生活充满不确定的担忧

各行各业的人集聚在城市的万花筒，在异质、多元、陌生、流动、分层的城市社会中，拥有财富、权力、资源与声望的人位居社会顶层，相对地，缺乏各类资本与资源积累的群体挣扎在底层社会。失业又缺乏社会保障的进城农村老人无疑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生计极其脆弱、不稳定。老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期盼和现实能力不足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

“城里好是确实好，平时看病方便，有钱了出去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也不用干农活，轻松、干净，尤其冬天呆在有暖气的房子暖和。但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一年的水电费、物业费、暖气费、天然气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需要8000元左右。还要日常生活呀，我前天买了两根葱10元。辣椒一斤10元，油菜5元。肉就更不用说了，一斤大肉26元，我们哪能吃得起。”(女，藏族，72岁)

对于没有退休金、没有工作，依靠农村收入供养城市日常生活的老人而言，生活难免陷入困境。大部分老人选择了依靠儿女的传统养老方式。如果子女有稳定工作，定期给老人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其晚年生活就会相对富余。对于大部分打工家庭，因为还要养活自己的一家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供养老人的能力有限，老人从子女处得到的金钱、物质、情感支持难以确保生活的稳定，对何以安度晚年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担忧。

四、何以扎根城市

(一)渴望城—乡两栖生存的边际人

帕克(Park)认为，边际人是新旧文化的混血儿，他们既不愿意与传统文化割裂，也融不进所处新环境的新文化，处于两种社会、文化的边缘，两种文化在其身上从未完全紧密交融。在人口大流动时代，我们将那些从农村流向城市或跨省、跨国流动并且还未还融进城市文化、融进流入国文化，在经济收入、社会身份方面处在底层的人称为边际人或边缘人。乡—城流动人口从农牧区脱域，嵌入城市工作，仍然从事依靠体力的职业，较低的收入、缺乏稳定性的工作，城市居民的排斥等使得乡—城流动人口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对城市充满矛盾、复杂的情感，既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定居城市，又恐惧缺少在城市立足的能力，长期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和漂泊，形成既不想返回农村又融不进城市的乡城边际人。携带乡土文化的老年人进入城市后，将农村文化移植在城市的土壤，在城市空间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型移民文化。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老年人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际人。

进入城市的农村老人期盼一种过渡性的生活，希望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在享受到城市文明的方便、快捷、舒适之后，即便在城市生活面临能力不足、未来如何不确定的困境，大部分老人并不想彻底回归农村，而是渴望拥有自主选择生活场域的权力，希望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

“要是我们还能回农村就好了，夏天的时候可以种一些菜，养猪养鸡……冬天的时候我们回到县城过冬。”(女,藏族,57岁)

这是年龄不太大，拥有一定劳动能力，身体没有疾病的老人们的心声。中小城镇与乡土联系紧密，大部分难以在大城市实现扎根的农村人会选择定居在家乡的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但中小城镇因自身经济发展乏力的制约，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又因财力不足等原因，难以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境下，应赋予乡村移民自由选择的权力，允许他们将农村作为社会安全网，将经营农业作为增强立足城市能力的策略。如果强制推进城镇化，断掉进城失败者的后路，会让大部分人陷入新的贫困，造成资源的浪费。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大部分主动进城者，选择将农村作为退路，作为落根城市的过渡和规避在城市生活风险的保障，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未来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生活的担忧与焦虑。

(二)回不去的故乡，离不开的城市

对于因政策被动卷入城镇的老人，故乡已经不存在。从他们选择将城市作为最后归宿的场域起，就意味着和过去、和农村的彻底断裂。老人在身份转型与扎根城市的过程中，需要依附于家庭、政府与社会。“养楼养病”是老人在城市日常生存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障碍。进城老人首要依靠的是子女，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养老模式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子女们在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之下，将有限的家庭资源、财力投入到自己小家庭发展之上，导致传统养老模式的功能逐渐弱化。政府需探索建立适合农村进城者的养老机制，根据老年人在城市生活的现状相应地提高补助。除此之外，将更多的药物纳入报销范围内，减轻老年人生活压力。调研中，许多老人反映日常生活消费他们尚且能勉强应付，但是常年吃药使原本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不堪重负。一生在农村、牧区辛苦劳作的老人，身体难免会出现疾病。

“我经常腿疼，要天天吃药。而且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吃饭总是被噎住，不管吃什么都噎，稀饭也是，没闲钱到医院去检查。”(男,土族,77岁)

来自朵什乡南冲村的72岁老奶奶，因儿子不幸去世，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等家庭变故的原因而一个人住在县城，她说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虽然慢性病医药费可报销70%，但每月300元的医药费无疑是让她最发愁的事。除医药费外，物业费和暖气费是城市家庭支出的大头。对于独自生活在县城的老人，政府在“养楼养病”这两项费用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偿，减轻老年人生活压力。除此之外，强化社会养老的功能，“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服务供给的能力和质量，提供方便快捷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24]天祝新区社区养老院已建成但还没有投入使用，应尽快完善硬件设施与相关规章制度，加快投入使用的进度。

(三)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在农村尚可自给自足的老人，进入城市即为失业者，成为失能或半失能者。没有收入来源，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是城市中的新型贫困群体、留守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即便在县城生活面临着一些难题，不少老人满意城市生活。经过老人们的艰难的转型，他们子孙后代立足城市的根基将会更加牢固。因此，需要激发社会养老功能，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为老人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协助他们立足城市。社区多组织志愿者服务或公益类活动，在满足老年人意愿诉求方面提供支持。营造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协助小区物业美化安置小区居住环境，打造环境优美、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民族团结、文明和谐的小区，让老人在高品质的小区找到归属感，提升融入城市的能力。另外，针对老年人闲暇生活单调的现状，动员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一些文娱活动，如象棋比赛、广场舞大赛、歌咏、诗朗诵等，丰富老年人业余生活，促进邻里之间交流互动，创造和谐安居的幸福社区。[25]

五、结论

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城镇化由政策拉动，工业化滞后于人口迁移，由此产生了许多隐性失业的贫困群体。在天祝县，年轻的女性以导购、饭店酒店服务员为业，月收入2000元左右；中年妇女、男性劳动力一般在建筑工地就业或在“钓鱼台”以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活。“钓鱼台”是当地群众对劳务市场的俗称，形象地反应出其就业不稳的现状。政策性推动及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等主导因素加速了县城城镇化，驱使农民家庭将县城作为生活的归宿。个体的生命史与时代发展背景密切相连，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变迁塑造个人发展轨迹，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代的农村老人，在生命历程的后期以主动或被动的形式进入城市，面临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身份的转型。此时的他们已不能通过再社会化掌握城市生存的本领，面对远高于农村消费的城市日常生活，进入城市的老人们产生了焦虑、恐慌、担忧的心理。

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指导，研究老人进城的原因、在城市生活的现状，思考如何赋能以支撑老人的城市生活。研究发现，进入县城的农村老人目前只是在居住空间方面实现了市民化，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农村文化烙印。居住的区隔化和交往群体的同质性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进一步拉大了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他们是摆脱了土地与草原居住在城市的乡民，并且将农村的生存方式移植到城市。因户口未迁移，进城老人依靠农村收入维持城市生活，处于城市底层，是新型的贫困群体。由于子女外出到其他城市务工，老人即使进城也难以摆脱留守的处境。正因为老年人进城以后对家庭贡献有限，养老依附于子女，导致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社会地位下降，缺少决策权与发言权。除此之外，老人在城市业余生活单调，精神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从家庭、社会获得物质和精神支持较少，内心难免孤独。老人们内心深处喜欢城市的生活，只是受困于自身能力不足，遂产生了矛盾、茫然、苦闷的情绪，符合城市边际人的特征。

落根县城的老人，虽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面临诸多的现实困境，是城市融入的过渡群体。但老人认为通过忍受暂时的贫困可换来家庭长远的发展。我们看到，Z和L小区所处的社区正处于成长发展期，农村移民的子女将来会享受到更多更便捷更优质的文化资源、教育资源以及医疗服务资源。随着政策制度的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以及乡城移民后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的积累，他们将在职业、经济收入、身份认同方面实现完全市民化，最终真正扎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