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丹 杨经建

“红色经典”是一种阶段性、标志性的文学现象。自1980年始对“红色经典”的“再解读”成为学术界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果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始终处于现代性进程中，那么，“红色经典”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环节，由于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识，是否具有文学的现代性品质？从学术上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较为对立的见解：具有某种共识性的观点认为，缘于某种外在因素(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制约和挤压，“红色经典”的人文精神被颠覆，审美意识被遮蔽，现代性追求被阻断，从而表现出反现代性的特点，如丁帆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中所言，在当代文学关乎“人、社会、文学的现代性”基本批判立场下，红色经典并不具备这些价值特征。与之相对的是汪晖、李扬等人的观点，他们从历史进化和社会变革的视域出发，指出“红色经典”具有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价值功能，从而彰显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征。

很明显，前一种观点否认了“红色经典”的现代性品质，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说法，固然赋予“红色经典”有限的现代性特征，但仍然是以西方式的现代性来衡量“红色经典”，从而忽略了现代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必然经过本土化改造，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有其独特之处。而且，“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维度来考量、评估“红色经典”，因而对“红色经典”作为文学本体的价值意义，缺乏必要的学术认知和理论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