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向桐

17世纪是近代科学图景产生的关键时期，巴特菲尔德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当时的科学革命：“当一切都在熔炉里，旧秩序崩溃而新的科学体系尚未产生时，冲突严重加剧了。人们实际上正在要求一场革命，不仅要求对现有的反常做出解释，而且也要求一种新科学和新方法。”(1)[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培根和笛卡尔与现代科学的起源》，《科技中国》2017年第6期。这场现代性叙事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中世纪以来传统自然哲学向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过渡，也即，面对自然万物，新的解释或阐释范式的产生与确立过程。巴特菲尔德的这一著名判断，事实上预设了对近代科学革命的一种智识(intellectual)层面的解读进路，并成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经典的探究模式。但是，在这种阐释模式中，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基本限于一种辉格史式的视角，是站在现当代科学理解的层面上讨论这场变革，而对科学革命中的两种智识范式本身的关系关注不够，这也使得这种启蒙解释学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到现代性叙事的深层结构之中。

一、从自然哲学到新科学：启蒙解释学的现代性阐释

与传统自然哲学相比，新科学的叙事范式表现出一种对无语境主义的追求。在这种新的世界图景中，自然哲学中的思辨与信仰等语境化因素被排斥，理性与经验成为人类唯一进达知识客观性的通道。(2)Gaukroger S.,The Emergence of a Scientific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1-12.但如何具体实现对传统自然哲学叙事方式的超越，人类的经验与理性如何才能保证知识结果的客观性，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众多科学家与哲学家来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