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升

十六国时期，五胡诸君多以“中国”自居。(1)宋秀英、李大龙：《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疆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马艳辉：《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李方：《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赵红梅：《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这既是其进入中华文化圈后族群身份再认同的展现，更是其建构王朝合理性的关键。可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五胡王朝对自身“中国”身份的宣传，就是想藉中华传统理论，配合五胡居中国(中原)、东晋居扬越之事实，以重定华夷。五胡的这一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也是对“中国”涵义、范围进行重释的过程。其间，五胡王朝斥南方(华夏)政权于“中国”之外，而将自身打造成了中华正朔。在五胡政权的文化压力下，东晋南朝也经历了以“中国”指代中原，再到将“中国”“徙到”东南的过程。通过南、北政权对“中国”的不同释读，“中国”逐渐超脱了地域、族类概念，而越发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十六国时期，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五胡重释“中国”，可以说是非华夏民族释读“中国”的开始。尽管其真实意图是为建构合理性，以与华夏王朝争正朔。但经过五胡的诠释，原本族类意味鲜明的“中国”，变得更具包容性。与此同时，“中国(人)”也逐渐超越了族类界限，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共同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