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迪 陈 蒙

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是当代中国社会长盛不衰的热议话题之一。近年来，学界的相关讨论多聚焦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变迁，以及阶层壁垒加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但也有研究逐渐将注意力扩展至阶层再生产的深层机制。其中，文化资本理论受到的关注也日渐增多，被视为用以解释教育获取和社会地位获得不平等的一种重要理论假设。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教育扩张未能缩小教育获取的阶层差异(1)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Xiaogang Wu，“Economic Transition，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1990-2000”，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28，No.1，2010，pp.91-108.；另一方面，教育竞争加剧，教育市场化程度加深，“影子教育”大行其道。在素质教育话语的形塑作用和全方位乃至全球化的教育消费市场刺激下，个体家庭除了大量投入常规的课业类培训外，其子女培育策略日益强调文化品味的培养。因此，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文化品味培养和文化资本再生产对于探寻中国家庭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国内社会学界已有学者运用文化资本的广义概念开展经验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内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然而，受到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的局限，已有研究难以全面、动态地解释我国社会背景下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作用机制。此前已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家庭的文化资本代际再生产应以“家庭、学校和教育机构”三个场域中发生的三重传递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