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华

一、问题的缘起

田野实践，既包括田野调查，也包括田野研究。在笔者看来，田野实践是以现象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方法为前提和进路的，也就是说，经由从韦伯和舒茨对社会行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的路径。这是因为：第一，被访人的口述也是一种社会行动，研究者必须对口述文本作出解释。这就涉及到“意义”的问题——我们理解的是被访人口述文本的“意义”，我们要给出的也是借由“意义”的解释，而这一定是基于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第二，对观察到的现象给出解释同样涉及“意义”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现象都是因人的社会行动而发生的，而人的社会行动，按韦伯的说法，是被行动者赋予一种主观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可以被我们理解。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都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中。舒茨认为，社会行动只能具有一种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意义(但意义的产生除了要有主体外，还需要主体生存于其中并与之互动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体，和他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的“文化世界”。舒茨进一步将研究对象视为“现象”，并还原成最初赋予意义的经验，只不过他所针对的不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