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城市与小说没有直接关联，但城市与通俗小说的兴起却有密切联系。鲁迅说：“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说话人又有专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五)尝举其目，曰小说，曰合生，曰说诨话，曰说三分，曰说《五代史》。南渡以后，此风未改。”“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17页。宋话本是中国白话小说初期时的代表，也即白话通俗小说兴起时的一种文体。鲁迅说白话写书在唐末五代就有了，这种白话写作也与市井间的说话、俗讲相联系。“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古代白话小说就是通俗小说，所谓“别有艺文”即与文言小说的传统不同，通俗小说兴起于“市井间”。城市繁荣、商业发展，是通俗小说生成的土壤。

关于通俗小说与城市的研究，有《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MandarinDucksandButterflies:PopularFiction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eseCities(《鸳鸯蝴蝶派：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中的通俗小说》)等专著，也有《论明代城市发展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城市特质、通俗小说与“津味”的建构》等论文，都对这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就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而言，其与城市的关系十分突出。范伯群说：“清末民初的转型期中，鸳鸯蝴蝶派在文化领域中是与上海的经济繁荣和上海市民社会初兴同步发展的‘正面形象’，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