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强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思想界发生的科玄论战，科学派曾自信地宣称，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一切知识都要接受科学的洗礼和改造，哲学也是如此，科学化是哲学的必然运命。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的创作就是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命题下展开的。哲学概念与哲学学科是西洋的舶来品，中国学者在回应西学的冲击时，不只要回答“什么是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什么”，还要参考古希腊思想传统中哲学与科学的缘在关系，探讨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追问中国哲学传统因何未能发展出现代自然科学。这样做的目的，旨在使中国哲学充分地科学化，让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安身扎根，从而实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不过，正如科玄论战围绕人生观问题展开的争鸣分为两派，“中国哲学史”的创作在回答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价值等问题时，同样分成科学派与玄学派。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后者肯定中国哲学所注重的道德伦理学和生命境界论。当然，这两派未必是截然对立的，多数学者都想调和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冲突，或者说都希望从中国哲学转出科学精神。用传统话语表述，即是从内圣之道中开出新外王之学。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深刻地形塑了“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范式和解释框架。人们从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之辩，进而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特点，评判中国哲学中的两大传统，即宋学与汉学之争及其价值问题，这些体现了“中国哲学史”创作中的“科玄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