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波 杨庆堂

我国《民法典》创设重新协商程序，赋予情势变更规则新的内涵，有学者称之为“最值得称道的创新”①刘承韪：《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建议》，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2期。。重新协商程序属于情势变更制度下的新规则，尽管司法机关以前也偶有提及，②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但仅属对法律适用的指导，不具有普遍强制性，毕竟其没有上升到立法的高度。我国立法机关在《民法典》编纂中，对情势变更的规则体系进行了重要调整，首次在法律文件中规定了重新协商程序。重新协商程序将改变涉情势变更案件的司法认定路径，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时，需要仔细思考情势变化之后重新协商程序的提出条件、主体要求、举证责任、程序衔接、后续效果等问题。然而，《民法典》第533条对重新协商规则的模糊设计显然不足以满足司法机关的实际需要，从法律适用程序到实体纠纷解决，司法机关在面对具体个案时，如何妥当处理重新协商的程序与实体问题，将成为未来司法机关工作中的难点。为此，笔者结合办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实践经验，探讨情势变更制度下重新协商的困境，论证重新协商程序理论上的正当性，探索重新协商的具体制度与适用规则。

一、实践观察：情势变更下重新协商程序适用的现实困境

情势变更制度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施行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