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佩皮斯日记》反映了近代英国灾难的真实场景。通过将其纳入到灾难书写传统之中，得以发现其灾难叙事具有世俗化倾向：一方面，《佩皮斯日记》剥离了神学阐释的隐喻，进而消解悲剧色彩;另一方面，佩皮斯记录了以世俗方式对抗灾难的表现，从以神学为主导的阐释方式，转向了对生活的关注。

【关键词】 《佩皮斯日记》;灾难叙事;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3-0006-02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世界文学中的瘟疫叙事研究，项目编号：KYCX20_2143。

《佩皮斯日记》始于1660年1月1日，至1669年5月31日终。这部记载近十年的日记，不仅记述了作者佩皮斯的人生经历，也在诸多历史事件中渗入了个人视角。与历史学家总结性的叙事角度不同，佩皮斯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的日记生动地反映了个人情感与社会风貌。本文重点关注《佩皮斯日记》中对于灾难的记载内容。通过将其纳入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灾难书写传统之中，得以发现这部作品中的灾难叙事具有世俗化倾向。

一、日记文化潮流与《佩皮斯日记》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一位能吏。由于要强的个性与旺盛的精力，他一生辗转多个领域，并为自己赢得了许多头衔，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日记作家的身份。他的日记内容繁杂，与同时代的公务日记不同，他细心地记叙了生活中的平凡琐屑。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所表现出的“不隐恶”的坦率也常常为人称道。

事实上，“书写日记”这一文化现象早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在十七世纪突然变成社会中流行的行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得“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十七世纪的人们则通过书写日记，达到与自我对话和认识自我的目的。另外，宗教改革也促进了日记文化潮流的形成：英国新教提倡通过内在的修行直达上帝，日记成为了教徒督促自我宗教修行的方式。除了精神上的改变，伊莱恩·麦凯关注到这一时期公众识字能力的提高以及印刷产业的发展，使得个人生活叙述成为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与同时代的《伊夫林日记》相比，佩皮斯的日记显得更为率真与生动。这种为人所称道的坦率，实则是他不经意流露出的人本主义思想与自省精神的表现。伊夫林在记述事件时采用的是旁观者、记录员的视角，多作具体详细的客观报道。而佩皮斯则不同，他是这段故事里的主角，处处从“我”的角度写。伊夫林的日记是一种精心编辑和深思熟虑后的撰写，而佩皮斯的日记则充满了琐屑的时人时事，构成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二、《佩皮斯日记》中的灾难纪实

十六至十七世纪是英国频发灾难的时期，历史上主要五次灾难分别于1563年、1593年、1603年、1625年、1665年爆发。灾难的持续与毁灭的打击对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凯瑟琳·米勒表示：“人类于这期间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威胁就是死亡。”[1]在饱经灾难折磨之际，政府与百姓都做出了抵御灾难的努力。

灾难的爆发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合理的公共管理举措尤为重要。为使公众了解灾难的实况，官方每周二发布由伦敦120个教区的官方记录汇编而成的“死亡统计表”——根据地区与死亡原因录入较为精确的数据，清晰地呈现出死亡率的变化与灾难蔓延的地区，是灾难爆发时期最具权威也最为全面的数据资料。在日记中，也时常能够看到作者对这些数据的记录与分析，并写道：“我对此倍感忧虑。”[2]“死亡统计表”作为量化的方式，反映出当时人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家为抵御灾难所做出的重要公共管理举措。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及，17世纪末，国家权力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3]，除了进行人口管理之外，“公共管理还得负责紧迫的必需品”[4]，重视公民对生活物品的需要。由市长颁布的法令为人们以及家庭提供了条件与物资。佩皮斯不仅是灾难时期的个体，而且也是人类情感的缩影，他完整地记录了个人的情感体验，传达出人类自我意识与生命体验。

三、《佩皮斯日记》中灾难叙事的世俗化倾向

（一）隐喻的剥离

在近代的英国，书写灾难的作家将关注点放在了“谁应该为灾难及社会动荡负责”的问题上，进而赋予身体政治隐喻：灾难、身体、政治合为一体。灾难的隐喻为其提供了解剖社会、国家的契机。学者保罗·斯莱克关注到近代早期英国的灾难书写中的一致性。作家们专注于构造灾难的隐喻，目的是参与国家弊病的叙述。然而，灾难的神学阐释与隐喻的构造在另一方面突显出那时的人们对于天命的顺从。在日记中，偶尔能够看到作家涉及到宗教观点，但是佩皮斯更多以相对客观的视角描述了灾难造成的破壞与人类抵抗灾难的举措。他剥离了灾难的隐喻外衣，选择直面危机。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就已经采用了相对客观的角度来描绘灾难。但是，修昔底德在文中所突显的医学、神学对于灾难的无效性，以及对于灾难之下人类的苦难描绘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的悲剧色彩。尽管佩皮斯在日记中多次地表达出自己在灾难之中的折磨，但他所记录的人类抵抗灾难的举措却早已超越了这种无力感。佩皮斯在日记中剔除了前人赋予灾难不可捉摸的隐喻性，进而消解了悲剧色彩。在他的笔下，灾难只是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剥离了隐喻的灾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神学阐释所带来的悲剧宿命，以世俗化的视角关注现实生活。

（二）佩皮斯对情欲及财富的追求

在灾难发生期间，佩皮斯虽描绘了他遭遇的可怕场景，但是他也从未停止享乐。他的日记采用了一种“拼贴式”的写法，经常在叙述过灾难场景之后，直接言及对情欲与财富的追求。学者吉尔曼详细阐释了佩皮斯在灾难时期的“仲夏夜之梦”和他不断增长的财富，他认为，情欲与财富给佩皮斯带来的享乐，共同构成了对内心恐惧的补偿。

面对灾难，他深感死亡的威胁，而世俗的享乐直接反映出灾难的威胁，佩皮斯越是追求放纵的世俗生活，越反映出他对灾难的恐慌。另一方面， 佩皮斯精于计算，并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钱财的数目。在这一年，佩皮斯抓住了每一个获利的机会，使自己的财产增加了四倍。他为何在这个黑暗的灾难期间如此执着于财富的累积？吉尔曼指出，“似乎在佩皮斯的脑海中有一个等式，他所得到的财富是上帝对他的奖赏，也是他得救的标志。”[5]因而，佩皮斯总在计算增长的财产之后，在日记中向上帝表示感谢，不仅因为他认为这些财富是上帝赏赐给他的，而且更代表着他是灾难之中的幸运者。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提及，此类将财富与个人命途相关联的观念是十六世纪时“作为一种对经济成就的新的强调结果”[6]，人们普遍接受了贫穷是现世的邪恶和来世厄运的推定证据。佩皮斯在日记中过分关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将财富的多寡和现实与来世的命运关联，并且视积累的财富为受到上帝眷顾的证据。

当重新回归到佩皮斯所处的灾难语境中时，便可发现，无论是对情欲还是财富的追求，事实上都是佩皮斯用以抵抗灾难的方式。借用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对世俗化的定义，便可明晰佩皮斯的灾难叙事所具有的世俗化倾向。虽然佩皮斯本人和他的日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宗教性，但是他的叙事方式严格地限用于世间的人物和行为。佩皮斯抵御灾难的方式并非完全遵循前人所主张的祈祷与忏悔，而是着眼于人世间，对每一项行动的原因和含义做出了适当而又完整的解释。

反观近代早期英国灾难书写传统，《佩皮斯日記》从以神学为主导的灾难阐释方式，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似乎暗含了作者对于如何抵抗灾难的回答：与其追寻未知的、渺茫的宿命答案，不如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中，聚焦到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上，以寻常生活战胜灾难。

参考文献：

[1]Miller，Kathleen.The Literary Culture of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UK，2016.

[2]塞缪尔·佩皮斯.佩皮斯日记[M].上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3]Foucault，Michel.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

[4]Foucault，Michel.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78，Trans.Graham Burchel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5]Gilman，Ernest B.Plague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6]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高原，董红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作者简介：

李梦雨，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方向：18世纪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