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原，朱国平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 广州，510623)

一、引 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2016年开始试点到被2018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及至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两高三部”(1)“两高三部”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其中一些模糊地带逐步明朗。目前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多重价值蕴含，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属性，是我国宽严相济、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然而，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从宽”方面，特别是在其实现机制这一关键环节上，对是否有必要构建控辩协商甚至某种交易协商机制仍有争议。肯定者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虽以职权主义为主要框架，以实质真实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不可能全部照搬辩诉交易制度，但也可适当借鉴，建立一种控辩双方的交易式协商程序[1]，使控辩双方实现“利益兼得”和“互惠互赢”[2]。还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过去的试点经验还是未来的制度设计，控辩协商都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是使认罪认罚从宽落到实处的制度保障[3]；控辩双方的量刑协商，是保障实体上从宽和程序上从简的重要机制[4]。夏卫[5]从文本分析出发，认为“认罪”与“认罚”二者之间是“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只有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才会得到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上“从宽”处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