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杰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环境法典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生态环境领域立法“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思路已获基本共识。〔1〕参见吕忠梅、窦海阳：《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李艳芳、田时雨：《比较法视野中的我国环境法法典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张梓太：《中国环境立法应适度法典化》，载张仁善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春季卷（总第31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243页。环境法典编纂重在运用体系化方法应对立法碎片化问题，同时以“补短板”思路固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2〕参见吕忠梅：《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在此“大共识”之下，需要在学理上探讨如何消解在法典内容范围、体系化方式等方面的“小分歧”。生态区域保护法又称为自然地域保护法、特殊区域保护法等，〔3〕参见汪劲：《环境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是指对特定区域施加特别保护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相较于污染防治法等传统生态环境法律领域，生态区域保护法的起步较晚、立法基础较为薄弱，但近年来在国家重大政策指引下发展迅速。

作为新兴的环境法领域，生态区域保护法的法典化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在内容范围方面，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是生态区域保护法的核心内容，但是否在环境法典中纳入流域、湿地等区域保护法？此外，如何处理与生态要素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联法律领域交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