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

自1804年法国民法典面世以来，制定一部优良的成文法典，以规范、调整民事主体的行为，保障民事主体的各项权益，防止他人和公权力的侵害，就成为人类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选择。在这样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下，“法典化”运动迅速成为大陆法系各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即使是英美法系的各个国家，在成文立法方面也发展很快，逐渐向大陆法系靠拢。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典化运动开始降温，甚至出现了“后法典化”“解法典化”等浪潮，“法典化”无论在法律实务还是法学研究方面，均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尤其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成功编纂、2021年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进一步引起了“刑法法典化”“刑事诉讼法法典化”“行政法法典化”“经济法法典化”“环境法法典化”“商法法典化”和“教育法法典化”等的重大讨论。〔1〕代表性的作品，参见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陈卫东：《论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刘绍宇：《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章志远：《民法典编纂对行政法法典化的三重启示》，载《特区实践与理论》2020年第5期；郑少华、王慧：《环境法的定位及其法典化》，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吴柯苇：《美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考察与镜鉴》，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2期；孙霄兵、刘兰兰：《〈民法典〉背景下我国教育法的法典化》，载《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