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银生

(西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当前，刑法的体系解释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实然效果与被期许的应然效果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以避免运用该解释方法对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1)本文无意于纠缠“同案同判”之命题如何解读或正当与否的问题，而只是强调，即便不同的解释者可能对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既然运用同一种解释方法进行阐释论证，相应结论原则上不应存在过大的差异。否则，解释方法对解释者阐释论证上的主观随意性的制约意义便可能被消解。的司法认定差异过大为发轫点，以该解释方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解释论的实践操作为基本立场，有必要找准问题的症结并力图破解之。

一、被期许的刑法体系解释：应然与实然

众所周知，在制定法的国度，法律不允许制定法的分解与分割，不通观法律整体，仅根据其提示的一部分所作出的判断或解释，是不正当的(2)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之中才显示出其真正的含义。(3)[法]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郑永慧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进入体系性建构刑法教义学知识与方法的时代，刑法的体系解释方法愈来愈受到关注。即便以立法的客观目的之名阐释刑法文本后，还需从体系上协调刑法整体目的与具体条文目的，从而使“整个法秩序追求的目的和正义观念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