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峰 李建英 杜崇东

[摘要]职业教育具有就业脱贫和提志强技的防返贫功能，可以增强脱贫人口的生计资本和可行能力，是稳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全面脱贫后的精准防返贫中起着关键作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过程中，存在职业教育与产业防返贫融合较低、职业院校专业供给与防返贫需求脱节较重、职业教育防返贫管理与协调长效机制欠缺、职业教育防返贫资源配置效率缺乏等问题。因此，要加强京津冀区域协同力度，实施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防返贫，整合京津冀职业教育防返贫资源，健全职业教育防返贫管理和协调机制，以信息化促进脱贫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三地统筹协作促进职业教育防返贫质效提升。

[关键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

[作者简介]董玉峰（1983- ），男，河北保定人，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北 石家庄  050021）李建英（1974- ），男，河北邯郸人，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教授。（河北  石家庄  050067）杜崇东（1968- ），男，内蒙古赤峰人，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博士。（河北  石家庄  05002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202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计抗逆力视角下河北省深度贫困地区防返贫长效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HB20YJ016）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21）21-0005-07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精准施策。京津冀防返贫的重点区域是原深度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北省域内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深山、坝上地区。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京津冀应重点围绕脱贫户内生发展能力，区域协同精准施策。职业教育在育人才、提技能、促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增进脱贫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是防阻返贫的有效方式。京津冀应加强职业教育协同，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到脱贫地区，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机制，助推京津冀乡村协同振兴。本文基于“十四五”时期京津冀防返贫的现实需求，以职业教育协同为切入点，厘清职业教育防返贫的逻辑机理，分析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现状及存在问题，紧扣“協同”和“精准”理念，提出适应性建议和推进路径，旨在助推“十四五”时期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确保重点区域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序衔接，丰富职业教育精准防返贫研究范畴。

一、职业教育防返贫的逻辑机理

（一）职业教育防返贫的基本内涵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贫困治理重点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由“扶”转向“防”，由集中性转向常规性，由政府的“一元单维”管理向多主体的“多元协同”治理转变，着重健全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职业教育旨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能够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志智双扶”的防返贫功能。职业教育防返贫重在让脱贫户和边缘户掌握实用技能，提升自我内生发展能力，实现稳定脱贫、精准防返贫，本质上属于教育反贫困范畴。具体来看，突出强调职业教育的特定手段，注重脱贫及边缘人口的实用技能养成，强调防阻和赋能有机结合，既重视贫困脆弱性消减，又强调生计抗逆力增强。在防返贫对象上，主要针对脱贫地区的易返贫致贫人口，重点是已脱贫的原建档立卡户。在目标指向上，精准瞄向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和生计可持续，强调以职业技能防阻返贫，融合了职业教育过程和高质量脱贫目标。可见，职业教育防返贫包括职业教育和防返贫双重活动，有着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聚焦于提升脱贫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强化发展型技术技能养成，是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延展应用。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实现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既强调三地职业教育的发展协同，又强调防返贫的精准协同，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依循协同和精准理念，京津冀三地协同多元参与主体，精准瞄向易返贫致贫人口，通过共享和利用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帮扶其提升生计抗逆力和消减贫困脆弱性，最终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聚合了政府、职业院校、农户、企业等多元适应性主体，各参与主体具有不同的禀赋和属性，担负着异质性的角色和责任，通过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共同为实现精准防返贫目标施策，并在该目标牵引下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职业教育防返贫的作用机理

可持续生计理论强调在脆弱性背景下，通过改善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拓展多元化生计策略，实现生计抗逆力增强的可持续输出。适当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可以提升脱贫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开拓家庭生计渠道，是实现稳定脱贫、精准防返贫的实践路径。基于人力资本强化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应着力于脱贫人口的基础性物质资本提升、发展性社会资本拓展、内生性可行能力增强，推进全面脱贫后的精准防返贫。

1.增基础资源：增进物质资本。脱贫攻坚战旨在消除绝对贫困，解决贫困农户的基本生存问题，核心是消除收入为主的物质资本绝对匮乏。全面脱贫后的相对贫困治理，主要解决物质资本的相对不足。物质资本视域下的精准防返贫，取决于脱贫农户的物质资源基础存量，以及运用自身技能所能实现的最大化增量，使其在遭受风险冲击后具有较强的缓冲力，并基于自身技能利用多元生计策略快速恢复，以免陷入返贫致贫困境。可见，物质资本是精准防返贫的基础性资源，关系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缓解其物质资本相对不足，是稳定脱贫、精准防返贫的关键环节。脱贫户物质资本是否可持续，最终取决于自身发展能力的有效支撑，而职业教育赋能、强技的内在功能，是全面脱贫后巩固拓展物质资本、精准防返贫的逻辑基础。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表面上看，脱贫农户返贫可能是物质资本不牢固所致，但实质还是自身发展技能不足。物质资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关实用技能的根本支撑，而职业教育在强技、提能上具有关键的防返贫作用。不同类型农户的资源禀赋各异，针对异质性的发展需求，通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职业教育，开展适应性的技术技能培训，让其掌握提高生计抗逆力的实用技能，如现代种养殖业、农作物防灾避害、电商运营等技能，拓展多元化生计策略，形成依靠自身技能的物质资本可持续发展路径。职业教育还可以向脱贫农户持续性地提供技能补偿，在区域产业创新升级后，使其及时得到新知识、新技能的后续教育培训，有能力应对物质资本生产中遇到的新问题。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对接，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创业就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可以提升脱贫农户创业就业决策能力，助推扩大非农收入来源，改善家庭生计结构，进一步增进家庭物质资本基础，强化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防返贫抗逆能力。

2.拓关系网络：拓展社会资本。资本缺乏是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不仅物质资本短缺，也缺少社会资本。贫困人口受一定的贫困文化思维禁锢，其交往边界较窄，加之社会经验和现代意识有限，造成与主流社会存在一定的心理和空间距离，极易让外部对其产生偏见和隔阂，难以获得社会认同，进而很难有效融入其中。针对贫困人口而言，集中性外部帮扶是一种外嵌式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内生式的社会关系尚未形成，一旦外部扶助被撤去，原先所构建的关系网络很可能难以维持。在关系型社会实践中，社会资本不足将束缚发展性资源的有效获取。对脱贫不稳定和边缘贫困人口来说，能否获得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影响着借助外部资源应对风险冲击的抗逆力高低。

职业教育的多类型、多层性和实用性等特征，适合不同类型的脱贫农户平等参与。在接受技能培训的群体活动中，彼此可以互相交流合作，增进合作意识，分享商业信息和就业信息。这些信息由内部关系网络提供，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低成本优势。职业技能培训通常由专家或乡村能人带领，在其帮扶和技术支持下，脱贫农户可以有更多机会拓展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本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提升。社会资本与个体地位具有强关联性，前者越多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取得外部信任和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大。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强技赋能效应，可以突破基于传统地缘和血缘的社会网络束缚，扩大脱贫农户在社会交换系统中的地位，夯实防返贫的社会资源基础。通过接受高层次职业教育，脱贫家庭子女可以提升学历层次，高学历隐含着高能力，在对外社会交往中较易跨过门槛，有更多机会融入特定圈层，由此带来被社会认可的“光环效应”。高学历“光环”将在短暂遇到困难时，对争取他人信任、获得援助发挥重要作用，进而避免重陷返贫困境而难以自拔。

3.强内生技能：强化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系统阐述了可行能力的概念，将贫困视为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这种贫困观摆脱了狭隘的收入贫困视角，将扶贫转向如何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可行能力是一种集合性概念，由各种不同的功能性活動构成，包括获取知识、运用技能、利用资源、参与决策等，通过诸多工具性手段来实现，最终体现于极具包容性的自我发展能力。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不足，实质是缺乏能力、手段及机会，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在与外部环境的交换中难以获得自我发展。

脱贫后的农户返贫本质是可行能力不足，缺乏可持续的内生性技能。针对脱贫不稳定和易返贫的功能性影响因素，职业教育和培训可通过“补能力”“增手段”“拓机会”增强农户防返贫的内生能力。强技增志是职业教育的内在功能，脱贫后的农户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特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手段，可以提高脱贫农户职业素养，掌握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获得提升职业行动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拓展参与消减贫困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机会。通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增强脱贫农户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使其改善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地位，提高面对风险冲击时应对、适应、学习和创新的生计抗逆力。脱贫家庭子女通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促进现代性意识的逐渐养成，有更多机会打破固有阶层约束而实现跃迁，彻底改变人生发展态势，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一人带动全家”，最终提升家庭可持续防返贫能力。

二、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的实践反思

（一）实然之境：职教协同防返贫的现状扫描

1.宏观层面上规划协同。脱贫攻坚时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教育专项规划》的基础上，京津发挥比较优势，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对口支持河北贫困地区发展，帮扶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全面脱贫后，京津冀继续加大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将原本分散隔离的教育资源整合，集中京津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重点向脱贫后的防返贫重点区域倾斜，通过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合力，推进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

2.中观层面上政策协同。按照“四个不摘”政策要求，全面脱贫后京津继续对口帮扶张家口、承德、保定的27个脱贫县，在过渡期内保持工作机制不变、政策不断、力度不减，接续推进脱贫县域职业教育发展，持续强化教师培养基地建设，免费培育师资，提供教育建设资金，助力乡村教育振兴。但单纯的“输血式”教育帮扶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关键是增强脱贫地区职业教育的内生“造血”能力，这样才能真正融入京津冀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实现“外嵌”与“内化”协同，进而改变教育发展落后的窘况。对此，河北加强与北京、天津的职业教育合作，通过实施职教集团、校际联盟、结对帮扶等方式，搭建了职业教育防返贫平台，促进脱贫地区职业教育的内生式发展。

3.微观层面上行动协同。基于协同防返贫需求导向，河北与北京、天津建立职业教育资源精准对接机制，将京津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精准“滴灌”到重点区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防返贫。以保定为例，保定职业教育存在办学规模小、专业设置有限、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而京津拥有大量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但是缺乏足够的生源，与高等教育繁荣发展形成显著差异;保定积极承接京津外溢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基于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导向，引入京企、央企建立职业教育基地，构建京津冀职业教育核心地带，通过深化校企、校际合作，北京、天津、保定加大在人才培养、课程开发、教研成果等方面的协同共享，提升职业教育防返贫的有效力度;北京—燕太片区职教扶贫协作区内的51家职业院校，探索“集团化职业教育+区域协同发展”协同防返贫模式，已有19所职业院校与京津25家职校、100多家企业对接合作，协同促进职业教育防返贫。天津主要对口帮扶承德5个脱贫县，针对原建档立卡户的学生，校企合作推进教育和就业协同防返贫，承德职业院校负责招生教学，天津企业负责接收学生就业，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例如，承德正源中等职业学校与天津渤海创投集团合作，针对原建档立卡户子女，通过“订单式”培养、新学徒制等模式，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协同促进防返贫。

（二）问题反思：职教协同防返贫的现实困境

1.融合较低：产教对接问题。产业发展是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的根本保障，职业教育要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才能提升防返贫质量。目前，京津冀职业教育与脱贫地区产业的对接机制还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产教融合防返贫的脱节现象严重，缺乏统一的对接规划，协同性不强，互动仅停留于表面。京津职业教育资源更多表现为培训服务输出，长效化的师资实地扶贫并未大范围展开，尤其与原深度贫困县域的企业还未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京津冀职业院校囿于自身资源限制，主动融入产教融合防返贫的内生动力不足，造成职业教育与产业防返贫分离化严重。实地调研发现，京津冀职业教育院校防返贫仅从“减、免、补”学习费用角度支持脱困家庭，缺乏针对生产技能的技术改造，使得职业教育没有有效融入当地产业之中，难以精准对接脱贫地区具有可持续防返贫带动力的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京津冀总体呈现出“上热下冷、校热企冷”的产教分离境况，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的进路和出路出现梗阻，难以实现职业教育经济社会价值的有效转化。

2.脱节较重：供需匹配问题。京津冀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脱贫地区需求存在脫节，瞄向发展需求和防返贫需求的精准性还不充分，非精准对接性不利于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质效提升。实地调研发现，河北原深度贫困地区主要以农业经营为主，且传统小农经济特征显著，脱贫农户现代性意识仍然不足，难以有效适应和对接多元化市场需求，脱贫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中农业占比68%，部分家庭为兼职外出务工，脱贫农户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种养殖的技能普遍欠缺;另外，京津冀涉农类职业院校较少，且专业设置中涉农专业更是不多，相关专业与农业产业对接性较差，如农村电商专业课程设置与脱贫地区农业产业脱离严重，学生所学知识多基于城市场景而非农村，导致学农但非真正懂农。原因在于相关农业师资力量供给严重不足，校企合作机制有名无实，尤其职业院校与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缺乏长效对接机制，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共性较少，使得专业设置与防返贫产业脱节，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功能尚需深入挖掘。

3.机制欠缺：组织协调问题。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关涉三地多元主体，各方利益诉求存在较大的异质性，需要完善的管理和协调机制来支撑。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过程中存在统筹协调性不足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职业教育管理机制的协同性不够。最为显著的是京津冀职业教育管理的行政分割，三地职业教育归属各自的教育部门管理，技工培训属于人社部门管理，在防返贫资源协同共享上利益诉求异质，缺乏统一的顶层规划。在机构编制方面，尚未建立统筹协调三地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其职业教育防返贫资源的分割状态影响了京津冀职业教育防返贫的协同治理。二是政校行企协同防返贫效果尚需提升。精准防返贫是国家治理行为，三地政府占据主导地位，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被动参与防返贫，而且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内在参与动能不足，多元主体间的自主协同性缺乏，加之相关激励机制和制度规范不健全，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限制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效果的最大化。三是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项目缺乏系统性。京津冀防返贫项目较多，农林、水利、商贸、工业等均有涉猎，相关职业培训项目分散于各类机构，使得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呈现无序化，重复低效问题较为严重，影响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的有效合力。

4.有用缺效：资源配置问题。职业教育更加偏重实践，技术性和实用性特征明显，其防返贫效果的提升离不开实践环境的搭建，只有将职业教育融于实践应用之中，才能有效增强防返贫对象的内在发展能力。实地调研发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存在结构化困境，突出表现在：一是短期技能培训“有用缺效”。当前脱贫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很多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开展，存在一定的委托代理问题，培训机构仅关注规制性任务的完成，实际操作中主要与村干部交流培训内容，缺乏与农户的充分沟通，导致未能精准对接农户真实的技能需求。例如，养殖户持有铲车证书，但其并不实际从事相关职业，缺乏带动增收的技能实践环境，只是按照政府安排被动参与培训，产生了显著的看似“有用”但实质“无效”的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培训后的“潜性技术”未能顺利转化为农户生计可持续的“显性能力”。二是职教资源投入“量少效差”。随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推进，脱贫地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凸显，京津冀也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但总体与普通教育相比，其占比和增速均偏低，有限经费除了日常运营、师资绩效支出外，结余较少，难以腾出更多资源投入防返贫领域。河北尤为明显，张家口、承德、保定原深度贫困县域的职业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各类教育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实际上，京津两地除满足自身职业教育的需求外，也很难向帮扶地区投入更多的教育资金。同时，京津冀职业教育防返贫资金的筹集、分配和管理还未建立起清晰的管理体制，导致规划目标和实际落地之间差距较大，影响了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三、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的推进路径

（一）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防返贫

职业教育是“授之以渔技”，产业扶贫是“授之以鱼塘”。可持续脱贫根本在于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撑，只有将职业教育融入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链中，为扶贫产业提供职业技能人才的驱动力，才能推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长效发展。因此，要增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质效，必须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联动，促进脱贫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将职业教育、产业转型和脱贫农户能力提升相联结，使产、教、人深度融合，精准帮扶脱贫农户开展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实现产教融合协同防返贫。

就河北脱贫地区而言，要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契机，优先布局生态农业、健康养老、绿色旅游等现代产业，将重点聚焦于带贫益贫能力强的农业、旅游业、服务业，为脱贫农户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渠道。京津冀职业院校专业设置要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和新职业，定期动态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精准对接脱贫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需求，确保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适用性及实用性。基于市场机制撬动社会资源，可结合产业扶贫项目开展校企合作，双方协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将扶贫企业文化嵌入课程体系，破解产教融合中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利益紧密联结的校企协同防返贫的命运共同体。

（二）供需对接：职业教育防返贫资源精准化

1.京津冀协同培养职教防返贫师资。针对脱贫地区资源禀赋，三地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构建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真防贫的常态化专兼职团队，集合行业专家、乡村能人、农技人员等，精准对接脱贫地区防返贫需求。同时，提升职业院校教师素养，与扶贫企业加强合作，聘请企业技术骨干到校兼职授课，共享共建实训资源，制定教师实地防返贫制度，以更好地适应全面脱贫后协同防返贫变化需求。

2.京津冀协同保障职教防返贫资金。当前河北原深度贫困县域职业教育投入较少，使得职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要持续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在资金分配上适当倾斜，多渠道调动社会资本力量，通过设计激励措施吸引其投入职业教育防返贫，协同多方共建京津冀职业教育专项防返贫基金。对主动参与职业教育防返贫的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和融资扶持，同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重点关注职业教育防返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對相关防返贫资金加强审计问责，以防滥用、挪用和私用。

（三）完善机制：统筹和协调职业教育防返贫

1.建立激励约束保障机制。加强京津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建设，以法律促长效合作，以奖惩促规范发展。明确和强化京津冀地方政府责任，探索建立职业教育防返贫责任清单制度，实行主管干部定点联系机制，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构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基金，公开透明、奖优惩劣，对精心参与的主体优先支持，促进高质量协同防返贫。京津冀联合设立乡村人才振兴专项基金，优先支持涉农类职业教育发展，着力优化脱贫地区职业教育生态，通过外推和内化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全面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2.构建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打破京津冀区域间的职业教育鸿沟，整合防返贫资源，统筹三地教育、人社、农业、科技及乡村振兴等部门项目资源，针对京津冀高质量稳定脱贫需求，有序衔接地向脱贫农户精准推送技术技能培训，提升其抵御生计脆弱性的能力，确保有效掌握一门职业技能，拓展家庭生计策略，强化可持续生计能力。

3.健全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统筹促进京津冀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通过集团化、联盟型、结对式等创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模式，进一步加强三地城乡和区际教育资源联动，以原深度贫困县域为中心单位，建立职业教育实用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在职业院校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心，校企合作在脱贫乡村构建农民培训小组，同时充分发挥乡村能人的引领作用，开展精准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发挥京津冀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作用，针对脱贫农户开展“订单式”“定制式”人才培养，将“扶志”“扶智”和防返贫有机结合。

（四）资源共享：以信息化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京津冀防返贫的重点主要是张家口、承德、保定的深山和坝上地区，其突出特点是地理空间阻隔严重，与外部的信息沟通不畅，当地农户思想观念普遍保守，现代性社会意识尚未养成，劳动素质技能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为其提供职业教育培训的成本收益不匹配，影响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的长期可持续性。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及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信息化成为破解以上困境的可选路径。

构建京津冀信息化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模式，通过数字技术共享教学资源，量身定制、定向投放、精准到户，将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输入防返贫重点地区。以信息技术推进防返贫教育宣传，京津冀共同设计和开发数字化防返贫教育资源，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稳定脱贫先进典型案例，激发农户主动防返贫的内在动力。同时，加强实现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防返贫文化建设，促进观念重构和文化转型，以现代优秀文化疏解贫困文化心理。整合和组建京津冀脱贫农户个性化防返贫技能提升的信息化职业教育资源，基于信息化平台搭建京津冀防返贫共同体，利用信息技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先进带动后进，以大户带动弱户。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脱贫农户和边缘户技能发展过程，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动态性地制定相应改进策略。京津冀共建共享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利用手机端对脱贫农户开展技能培训，建立京津冀农技专家咨询平台，提供在线实时咨询和技术指导等精准对接服务，形成常态化的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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