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心源

一、矛盾的诗意：波德莱尔的“中国景观”

尽管波德莱尔的文学活动中直接涉及“中国”的文本仅有4篇，(2)即诗歌《苦闷和流浪》(Moesta et Errabunda)、《远行》(Le Voyage)；散文诗《钟表》(L’Horloge)、《邀游》(L’Invitation au Voyage)。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中国形象的架构方式与使用诉求上仍大有不同。拿诗歌部分来说，如比恩所言：“波德莱尔在诗集《恶之花》里每提及中国，都要用它象征极远的地方。”(3)[美]格洛里亚·比恩：《波德莱尔在中国》，周发祥译，《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第9期。诚然，无论“流浪(errabunda)”或“远行(voyage)”，波氏诗中的中国总与漂泊主题相联，而且中国的具体形象并未得到过任何正面描绘，而只被当作为一个“质点”：它的确是带有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存在着的，但内部构造却可以随意置换或甚至忽略不计。正如《苦闷和流浪》中那句“难道这比印度和中国还遥远？”“印度”与“中国”平行而至，暧昧并不带任何区别地借代着万里之外的远东。也许可以说，《恶之花》诗集中的“中国”“东方”乃至“亚洲”作为意象是存在一定同构性的。

至于这几个意象究竟指向什么，无疑，大部分评论都认为它们象征着与冷酷、僵硬、因工业化而丧失想象力的法兰西相对立的——前文中那个“充满短暂快乐的无邪天堂”。然而疑问在于，到1845年波德莱尔创作这首诗为止，他与印度最直接的联系就是20岁那次带有“放逐”意味的不愉快的远航，(4)1840年，进入大学的波德莱尔因游手好闲、生活放荡与其继父闹翻，1841年被遣送上去加尔各答的轮船，一年后方得以回到法国。这无疑使他的“东方憧憬”显得面目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