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蔡志坚,秦 希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2019 年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同样提及鼓励农民进入二三产业创业就业。农户创业是农村家庭实现增收的有效渠道之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生动力,而创业活动不仅需要农村的自有资源,更多需要依靠吸引人才和资本的流入和聚集[1]。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9 年末,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850 万人①,可见农村创业已初见成效。但如何进一步推动农户创业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外出务工经历对于一个劳动力而言,是其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通过观察和学习能使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获得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农户选择创业活动[2]。由此,引导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成为当前促进乡村振兴的新潮流。但创业是路径,增收才是目标,外出务工经历能否为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带来更高的绩效? 在当前务工劳动力返乡的人口流动新趋势下探讨该问题对农村创业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较多关注返乡群体农民工,如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决定性因素[3],包括个体性特征、政府和市场的外部环境、家庭内部环境等[4]。也有学者认为只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难以体现外出务工经历本身对创业产生的影响,从农村全样本的角度对比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与从未外出过的劳动力之间在创业决策上的差异,如返乡农民工确实比从未外出过的劳动力从事自我雇佣生产活动的可能性更高[5];外出务工经历给农民带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会促进农民选择创业活动,但由于常年在外会损失本地的社会资本,又抑制了农民选择创业[6,2],同时,务工者会在其工作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返乡时会把这种社会关系网络部分带回,从而提高了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7-8]。不仅务工与否会带来影响,有学者还对外出务工经历进行了丰富,如谢勇等[9]拓宽了外出务工经历的内涵,从务工经历、务工时间长短和务工工作类型等维度研究发现,务工经历、务工时间越长和自雇工作的经历都会促进农村劳动力选择创业活动。综合以上,关于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创业行为的关系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且在一定程度上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几乎达成共识。由于创业活动产生的收入流才是衡量创业成功及可持续性的核心标杆,需要更重视务工经历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国际上与本文研究比较相近的是研究跨国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绩效的影响,如在埃及,跨国移民经历为创业者带来了企业寿命增加[10],而Brown et al.[11]的研究却发现有归国移民经历的企业家在企业绩效上表现并不优于本土企业家。在国内,王轶等[12]发现创业者的务工经历或创业经历对农村企业经营绩效有负向影响;谢勇等[9]研究返乡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同时分析了创业绩效,且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以往研究对象都是农村个体劳动者。倘若把创业决策视为家庭决策,在家庭收益最大化目标下,创业决策及绩效可能并非独属于某个劳动力的行为和生产结果,而是存在多个家庭成员同时参与其中[13]。第三轮和第四轮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至少50%的创业家庭有两个及以上的成员参与创业项目。或许从家庭层面看待创业绩效才更周全。另外,某个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经历可能会引发家庭内部的联合创业,即使家庭中负责创业活动的劳动力并未有外出务工经历,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外出务工成员的影响从而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家庭内部的外溢性[8]。若不考虑外溢性,则会遮掩了外出务工经历的真实效应。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本文认为需从家庭层面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此外,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经历是一种经验学习过程但本质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创业绩效是要素互相匹配且满足生产函数的产出,不同创业规模下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也有待检验。

综合以上,本文考虑外出务工经历在家庭内部的外溢性,从家庭层面研究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并且考虑到要素匹配,分析不同创业规模下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工作经历通常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企业研究中,作为创业行为和结果的前置变量备受学者关注[14]。倘若把农村创业家庭视为企业单位,创业家庭中的成员先前外出务工经历亦可视为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主体认知、行为和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动态的交互决定关系,主体在某一外部环境下,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手段积累自身人力资本,即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15]。主体通过在外部环境下观察学习示范原型如某些吸引观察者关注的事件或榜样,并对其进行信息加工,最后会变成主体应对相同事件或产生类似行为的内部指导[15]。亲历学习则是观察学习的特例,主体把观察对象变为自己,通过学习自己行为结构并信息加工从而对后续行为进行指导[15]。实际上,对于个体而言,除却一些天生禀赋和在校受教育形式积累人力资本,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个人能力成长大多依赖于所处环境下,通过观察行为等方式经验学习新的信息和行为[16]。

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决策,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落后,市场完善程度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或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农村劳动力会选择前往相对发达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务工,新的政策、市场和工作环境相对于传统村内社会环境会使得务工者遇到更多优秀的榜样人物和新生事物[17]。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分析,农村劳动力在新工作、市场环境和个体以及行为上会产生动态的交互影响。主体在相对发达和市场化程度高的环境下,对示范原型的观察学习有利于自身积累人力资本。观察学习包括注意过程、保持过程、生成过程和动机过程。其中,保持过程是把在观察过程中对示范原型所学习的信息转化为特殊表征符号如表象特征等,并植入记忆中以便于调用。这意味着外出务工者可能在观察榜样的注意过程中学习大量有关榜样的信息,在保持过程中将这些信息加工为经验、知识或者是技能并转化为表征符号。在创业活动中,外出务工者便可以有动机地调用这些经验、知识或者是技能,形成从注意到动机的行为闭环。不仅如此,如果务工者经历了强有力的示范学习甚至可能改变外出务工者在创业活动中的思维模式[18]。同时,外出务工者还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结构和环境事件再进行信息加工,最终得到经验学习,如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试误学习。当外出务工者所在岗位不同,可能这种亲历学习所能得到的经验差异很大。比如先前工作为创业相关岗位的务工者,在亲历学习中可以直接获得试误的经验以保证在之后的创业活动减少错误行为发生,而临时性工作者却很难获取此类经验。刘光明等[19]、Démurger[5]、杨云彦等[13]在对我国返乡农民工的调研中发现,外出务工确实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学习创业所需的技能或积累经验和知识等。

我国农村创业家庭按照外出务工经历可分为两类:一是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就是创业活动参与者,此时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投入方式进入生产活动;二是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是创业家庭成员但并非创业活动参与者。不管从社会学习理论还是从联合创业角度考虑,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成员都会对家庭创业活动产生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即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创业者可以从先前外出务工者观察学习与创业相关的人力资本,从而间接积累人力资本。企业成长离不开人力资本资源。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体和企业收入流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其中人力资本包括技能、经验或知识等[20]。人力资本对农户家庭创业生产活动是极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在其他条件不变下,人力资本积累将有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21]。外出务工者可以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和自身行为结构形成的技能、知识或者试误经验积累与创业活动相关的人力资本,再将这些技能、知识和经验投入家庭创业生产中,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业绩效水平。因此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家庭可能会有更高的创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说1 和假说2。

假说1:外出务工经历能改善农户家庭的创业绩效。

假说2:外出务工经历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改善农户家庭的创业绩效。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 年进行的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数据。CHFS2017 调查数据的样本规模达40 011 户,覆盖全国29 个省,数据内容涉及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与就业、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样本涵盖信息丰富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首先,研究主要关注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而创业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立足于家庭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其次,考虑到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生产直至产出的过程需一定时间,倘若返乡时间过近,其对创业绩效很可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把返乡时间在2016 年之后的样本剔除,通过筛选(如剔除异常值、匹配变量等),最终得到了接受调查的1 120 个农村创业家庭。上述样本构成了基本研究对象。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创业绩效。在定义创业绩效前,需定义农户的创业范围。借鉴以往文献[22],把创业界定为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如个体经营或企业经营,即农户的非农创业。以个体经营或企业经营等方式进行的非农创业产生收益为创业绩效。一般而言,创业绩效可从利润水平、资产回报率等方面进行度量。但考虑到我国农村多以小规模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等方式进行创业,财务的指标统计并不规范,因此,本文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使用农户家庭中“最主要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营业收入”作为创业绩效的度量指标,并使用“盈利情况”作为创业绩效的稳健性检验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外出务工经历。本文把创业行为视为家庭决策结果,并考虑到家庭内部的外溢性,从家庭层面定义外出务工经历。根据问题“是否有过离开户口省份或市,去其他地方工作的经历”识别出一个农村家庭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外出务工的成员人数。当家庭有离开户口所在地跨省或市务工经历的成员时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3.控制变量。农户家庭创业绩效具有诸多影响因素。本文借鉴以往研究,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选择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个体层面为户主或主要决策者的特征信息,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状况等。(2)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平均身体状况、住房类型、耐用消费品价值、流动性资金、是否可获得借款、人情支出、通信支出等方面。基于DFID(2000)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上述变量主要从生计资本的维度遴选得到。获得借款能力反映金融资本积累的阈值。当农户金融资本越丰富,其创业绩效可能越高。家庭耐用消费品价值、住房类型代表农户的物资资本。物质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等。当农户在此方面得到满足后,其所持有的活动资本可以投向于再生产的部门如创业活动中。当农户的物质资本越丰富,创业绩效可能会更高。人情支出、通信费用反映社会资本水平。在农村中依旧以人情社会为主,亲友之间人情往来可以体现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由于技术进步,现代通信设施的普及使得农户之间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农户通信费用越高时,其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交往会更多,可以认为社会资本会更高。当农户社会资本越多时,其在创业活动上的绩效可能会更高。在此基础上,控制地区变量。表1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计量模型选择

1.基准回归模型。根据研究目的及变量性质,以农村创业家庭为研究对象检验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设定如式(1)的回归模型。

(1)式中,MIj是农村家庭创业项目的经营性收入,为连续变量;migrationj表示第j个农村家庭是否具有务工经历,“具有”则migrationj=1,否则migrationj=0;HCj表示第j个农村家庭的户主特征信息;FCj是第j个农村家庭的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信息;ACj第j个农村家庭位于的地区位置,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εj表示残差项。

2.估计策略:倾向得分匹配法。在经验研究中,选择性偏差和混合性偏差往往会严重干扰估计结果。对于农户而言,其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并非是随机产生的,而是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外出务工经历成为农户自我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能会导致选择性偏误及其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因果推断,最理想的状态是采用完全控制协变量的随机试验,即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结果变量上的变化,从而获得自变量的“净效应”,但现实中无法同时观测处理组和控制变量,这是一种“反事实”。以往文献对内生性问题解决提出了多种方法,如工具变量、面板数据、倾向得分匹配等。工具变量法对工具变量选取的要求颇高,使用该方法后仍然会导致弱工具变量等诸多问题。Rosenbaum and Rubin(1983)提出了倾向得分匹配法(简称PSM)。该方法基于反事实框架的思想,通过构造与处理组相似反事实控制组,从而获得近似随机的处理变量。在本文中,根据农户家庭的外出务工经历情况把研究对象分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处理组)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对照组),并将其设置为二值虚拟变量migrationj(处理组=1,控制组=0)。经过计算倾向得分及根据倾向得分进行的样本匹配后,基本消除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异质性,在两组样本的其他特征变量在均值处没有显著性差异下,倾向得分匹配可以处理选择性偏差及缓解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此时估计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净效应”。可用式(2)表示。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 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Reg1～Reg3列的三个模型逐步添加控制变量。通过三列估计结果的对比,估计结果在显著性水平、方向和大小上基本保持一致,可以看出控制变量的增减对估计结果影响并不大,间接反映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OLS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在5%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相对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经历家庭的创业绩效上能提高约30%,具有显著的经济含义。基于此,假说1 得到了初步验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就控制变量而言,从家庭层面来看,反映物质资本的耐用消费品价值在1%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反映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资金和是否可获得借款都在1%统计水平上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提高,与预期一致。而反映人力资本的文化程度或身体状况都不显著。从个体特征来看,户主性别显著地正向影响家庭创业绩效,当户主为男性时,农户家庭创业绩效会更高。这是由于男性户主通常在一些资源获取上更具优势,且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存在使得男性户主通常为了家庭增收,往往会外出务工从而能接触更多的技术、知识等[24]。从地区特征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系数均为负数。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好,市场规范相对完善和容量相对更大,因此东部地区的农户家庭创业绩效会更高。

(二)PSM 估计结果

1.共同支撑和平衡性检验。在基准回归模型之后,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PSM 估计结果是否稳健需满足一定的前提假设。当共同支撑域太窄,会导致处于共同支撑域之外的样本量过多,造成样本大量损失使得估计结果失真。因此,在得到平均处理效应之前,需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否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常用匹配方法包括K 近邻匹配、核匹配、半径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等。为避免过度冗余,在此汇报了(如图1 所示)当使用核匹配法时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共同取值范围。从图1 中可以看出,除了少量样本损失外,大部分的样本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均衡分布,匹配结果的共同支撑域较符合预期。

图1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平衡性检验是为了考察倾向得分匹配后是否消除了两个组在农户家庭特征上的差别,结果见表3所示。根据Rubin(2001)研究,一般认为B值小于25%,R值在0.5～2,匹配结果是符合平衡性假设。表3 显示匹配前B值大于25%,说明组别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使用4 种不同方法进行匹配,具体有K 近邻匹配(设置K=3)、核匹配、半径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在匹配后,四种方法下的PseudoR2、LR值、均值偏差、B值等都有大幅度的下降,可以基本判定匹配后的样本具有类似特征,平衡性检验得以通过,样本之间匹配比较成功。

表3 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2.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为了处理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在此使用PSM 估计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4 所示。从结果上来看,4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小幅度波动,但仍具有一致性且都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约为0.3,即使在消除了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结果与PSM 估计结果比较吻合,侧面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至此,假说1 得到了检验。

表4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1.Heckman 两步法。从现实来看,观察到创业绩效的前提是农户先从事创业活动。但从事于创业活动的群体可能本身就存在某种特征。如果把没有创业活动的农村家庭排除在样本之外,便会忽略很多不可观测因素,导致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倾向得分匹配可以修正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选择偏误,前文已使用PSM 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不可观测因素需从农村全样本角度处理和解决。一般认为,Heckman 模型可以修正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选择性偏差,通过Heckman 两步估计法验证,第一步是选择方程,第二步为绩效方程,结果如表5 所示。Heckman 模型结果显示:首先,似然比检验拒绝了原假设即本文选用样本选择模型是合理的,样本确实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其次,绩效方程的无偏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家庭绩效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且系数比基准回归结果略大,说明在之前回归模型中,外出务工经历的边际效应估计可能还是略低了。总体而言,针对假说1 的研究结果再次得到了验证。

表5 Heckman 两步法的估计结果

2.更换变量。通过更换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用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数可能不止一人,因此直接使用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替代原先的二值虚拟变量,仍把主营项目收入作为创业绩效的表征指标,结果见表6。外出务工人数在5%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说明当外出务工人数越多时,由外出务工经历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会更迅速,在家庭创业活动中的要素投入上更多,从而使得创业绩效有所提高。这侧面验证了外出务工经历确实对创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其次,前文使用营业收入并未去除成本因素,因此设置农户家庭在该项目上是否能盈利作为农户创业绩效的另一指标。由于被解释变量变为二值选择变量,构建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项目的盈利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在创业项目上盈利的可能性要提高8.6%,验证了本文假说1。

表6 替代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四)创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1.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影响的规模异质性。在生产过程中,要素是相互匹配共同发挥作用,当某一要素不足时,其他要素也很难在提高生产率上完全发挥出作用。因此,若农户家庭创业规模较小时,外出务工经历提升的人力资本对绩效促进效应不足以达到预期值,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可能会较低;若家庭创业规模足够小,其他经验学习的途径可能会替代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经历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甚至会出现影响不显著的情况;当农户家庭创业规模较大时,外出务工经历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较好地在收入流增加上发挥功能,从而对家庭创业绩效的改善作用会更高。

本文在此探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在创业规模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创业规模测度常用的指标包括员工人数、收入、投资额、总资产等[25],考虑农户家庭创业现多为自雇,使用员工人数不妥等原因,使用农户参与创业项目的总投资额作为创业规模的指标,在问卷中的问题是“您家参与该项目时总投资是多少?”。使用样本的四分位作为分样本的依据,分位点分别为7 000(1/4 位)、30 000(中位数)和100 000(3/4 位),表7 为分样本回归结果,Reg1～Reg4 分别在四个分位数区间内的模型结果。结果显示,Reg1～Reg3 均不显著,但Reg4 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只有创业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后,外出务工经历才会对农户家庭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表7 按照创业规模的分样本估计结果

2.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影响是否存在规模门槛。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影响的规模门槛效应检验,经由前文的创业规模分样本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规模较小时,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那是否因家庭创业绩效的提高存在一定规模门槛,当农户家庭创业投资达到某一门槛后,外出务工经历才可能在家庭创业活动中发挥作用? 如果是这样,门槛又在何处? 循此逻辑,本文构建了外出务工经历、创业规模(投资)和创业绩效的“门槛回归模型”,经Hansen(2000)对传统TAR 模型进一步扩展,门限值估计同样适用于截面数据的样本。通过BIC 信息准则判断得到最优门槛数量是2 个,门槛回归结果见表8 所示。可以看出,创业规模越过了第2 个门槛即创业投资达到12.6 万元后,外出务工经历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且估计系数相比基准回归结果有了明显提高。这个结果可能意味着,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创业规模下不仅存在异质性,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反映了并不是所有返乡农民工在创业项目上都可以施展其由务工经历所积累人力资本的作用。

表8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估计结果

五、影响机制检验

外出务工经历是否通过提高家庭创业所需人力资本从而对家庭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在现实中,对于人力资本的度量是困难的,尤其是针对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2]。有研究借助问题“创业时良好机会因素有哪些”间接刻画人力资本,如果回答“有类似经验或技能背景”则表示具有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9]。但在家庭金融调查问卷并无此问题,本文期望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验证人力资本机制。

在前文分析中,外出务工者是通过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积累人力资本,但工作岗位的不同使得务工者在观察学习时所观察到的示范原型和亲历学习的经验存在一些差异。如拥有创业经历的务工者会拥有更直接的观察学习环境和亲历学习体验,拥有受雇经历的务工者相比临时性工作的务工者所能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的信息更加丰富。由此可能会形成不同岗位积累人力资本递进规律。通常认为有过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自主创业等自雇经历更能培养农户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积累创业相关知识或技术[26]。验证的逻辑是:由于不同外出务工经历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差异,表现为先前创业经历>先前受雇经历>先前临时性工作经历。在控制其他条件下,若先前创业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高于先前受雇经历或临时性工作,则表示外出务工经历确实是通过人力资本机制从而促进了家庭创业绩效的提高。循此逻辑,按照不同务工经历所能积累创业人力资本的程度分别赋值: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自主创业、开网店等自雇经历赋值为3;受雇于他人或单位且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等受雇经历赋值为2;临时性工作且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者志愿者等务工经历赋值为1。回归结果见表9,Reg1～3 分别表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下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不同外出务工类型组成的解释变量对家庭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即由于外出务工经历通过积累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从而对家庭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假说2 得以检验。

表9 不同务工经历类型对家庭创业绩效的估计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虑了外出务工经历在家庭内部的外溢性,使用第四轮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从家庭层面分析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户家庭创业绩效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经历显著地改善了家庭创业绩效。具体而言,与从未外出务工家庭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家庭在创业绩效上约能提高30%。这一结果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 模型、更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保持较高一致性。与以往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不显著的结论不同,在考虑了家庭内部外溢性后,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2)外出务工经历主要是通过提高创业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本改善了农户家庭创业绩效。从不同务工类型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递减规律角度,验证了外出务工经历确实有助于提高家庭人力资本从而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3)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创业规模异质性,当创业投资规模越大,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同时,门槛回归结果显示,这种提升效果可能还存在创业规模门槛。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返乡农民工在创业项目上都可以施展其有务工经历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作用。

根据研究结论,从如何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改善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角度考虑,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在务工者返乡后,地方政府需注重创业者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加大对创业者技能和知识的培训,如精准识别返乡创业者的培训诉求,再依据诉求由政府牵头各种高校、职校、机构等培训平台对创业者进行富有针对性地培训和指导,使得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至少接受一次创业培训,从而能在提高家庭创业绩效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第二,建议地方政府对返乡创业者提供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或以减免税费的方式降低创业者面临的资金多渠道使用的压力,同时可以加大贷款支持,根据地区产业发展状况发布特色金融产品或信贷服务,以提高创业者对创业活动的初步投资,从而强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产业赋予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