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娇,徐琰超,洪名勇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步弱化,需要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参照郭庆旺等[1]、张军等[2]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和郭庆旺等[3]运用HP 滤波分离出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周期成分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缺口的做法,用1978—2019 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发现,随着我国近年来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除了2010—2011 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短暂增长,多数年份遭遇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冲击。2019 年底至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来自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负向冲击。

在生产率负向冲击的宏观环境下,我国企业还面临着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2008 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1995 年劳动法的基础上设置了更高的离职工资及补偿金标准。严苛的就业保护制度,增加了企业的雇佣和解雇成本,而这两种成本是劳动力调整成本的主要来源。在生产率冲击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否受到影响?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对哪一种压力更敏感? 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我国企业应对生产率冲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面临来自需求减少产生的负向生产率冲击,双重压力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能够推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复苏,激发企业经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