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浩,李宇佳

(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0)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GDP总量持续高速增长。1978 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十一位,2010 年已然跃居日本之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消费并没有随着GDP 的增长而高速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率持续下降以及消费水平增速放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78 年初,我国居民消费率是48.4%,在1981 年达到顶峰53.2%,此后一直在波动中总体趋于下降,到2018 年,消费率降到39.4%[1],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长期停滞不前。消费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不足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还会使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进而制约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亟待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国策得到了有效实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断发生改变,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0 年我国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为7.0%,已经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一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通用国际标准,这标志着我国继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后,也于2000 年正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通常来说,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和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产物,而中国迈入老龄化主要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生育高峰期的积累以及20 世纪7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未富先老”状况显著。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都不足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并且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小于老龄化的速度,截至2018 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为11.9%,而1997 年仅为6.7%,仅仅20 年就高出了5 个百分点[2]。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老龄化速度处于世界前列。

从实际情况来看,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势必会对一个国家的消费甚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老年人是消费大于收入的群体,这种群体的扩大对生活和养老方面消费的改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但同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不断老化,劳动力供给、生产率以及有效需求必然会减少,经济增长受到制约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消费需求长期疲软这两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有利于厘清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具体影响机制。从人口学的角度探究我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对于促进我国居民的消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政府部门的人口政策调整以及有效扩大内需政策的提出也可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Modigliani et al.[3]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开创了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关系的理论先河,把人的一生分为少年、壮年和老年三个阶段,认为理性人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通常会根据自己的预期收入在自己一生中的各时期配置财富,合理进行消费和储蓄。消费和储蓄会随着年龄的改变发生变化,少年和老年时期消费大于储蓄,壮年时期消费通常小于储蓄。因此,社会上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例增大会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壮年人口比例增大会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此后,国内外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相关研究都是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进行的。

从研究对象来看,学者对老龄化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时选择的对象有所不同,有单独分析某个省份的,也有对国家总体状况进行研究的。李萌[4]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动态关系。梁建英等[5]选取了河北省的相关数据,从储蓄角度和消费角度考察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关于中国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侧重对中国整体层面或者城乡差异进行分析。王勇等[6]通过中国城镇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胡青华[7]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利用有代表性的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探究了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效应。石明明等[8]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了老龄化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行了城乡样本的分类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外学者采用的模型各具特色。Modigliani et al.[9]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利用协整的方法对中国1953—200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王森[10]、李萌[4]分别以全国和北京市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老龄化与消费的动态关系。徐媛媛等[11]、李田芳[12]则分别对西北五省和全国农村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了GMM 估计和GLS 估计。林晓珊[13]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分析,探究了家庭老龄化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从研究结论来看,国内外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现有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主要包括促进、抑制、不确定性影响以及不显著四种。Modigliani et al.[3]提出老年人是消费大于收入的群体,社会上老年人比重上升会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加。Demery et al.[14]利用1969—1998 年的英国家庭数据对英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的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一致,李田芳[12]分析得出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刘红梅[15]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上海市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促进居民进行储蓄,进而不利于他们的消费。冯炳纯[16]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欲望相较年轻时期大幅缩减,且民生财政支出的提升负担了他们部分医疗费用,因此老龄化水平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王森[10]分析得出中国老少比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替的影响效应,且老少比对人均消费影响远小于人均收入的影响。Horioka et al.[17]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由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来看,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尚无定论,这可能是由研究对象、模型建构、变量和数据选取的差异造成的,因此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此外,考虑到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对中国整体层面或者城乡差异进行分析,鲜有学者以东中西区域差异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01—2018 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针对全国总体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PVAR 动态分析。同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考虑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将东中西区域纳入到研究对象的范围中;同时考虑到现有的此类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是利用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进行普通的回归分析,小部分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VAR 分析,鲜有学者利用PVAR 模型研究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PVAR估计,重点考察人口老龄化冲击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未来期的动态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

根据Modigliani et al.的生命周期理论,少年时期,人们通常有着较为强烈的消费欲望,而收入却很少或是没有,此时消费大于收入形成了负储蓄;到了壮年时期,人们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欲望逐渐降低,收入却是一生中最高的时期,在这阶段收入大于消费形成正储蓄;老年时期,由于老年人通常没有收入来源,却因为身体原因需要不少的消费开支,因此老年阶段也会形成负储蓄。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可以分为四部分,分别用于自身消费、抚养子女、赡养父母以及为自己年老后的消费做储蓄。因此,当老年人口比重降低时,即劳动人口比重上升时,整个社会更倾向储蓄,储蓄增加就会导致消费率的降低。与之相反,老年和少年人口比重增加后,即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降低,整个社会更加倾向消费,进而导致居民的消费率提高。因此,生命周期假说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老年和少年人口的增加,会促进居民的消费,反之则会抑制居民的消费。然而,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遗赠动机以及啃老行为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消费增长的“漏出”,甚至会形成与生命周期理论相反的结论。

1.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心理。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不完善的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老年人对自己的未来缺乏安全感,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他们就会为日后自身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作出预防性储蓄,减少日常的消费。此外,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也会影响子女消费的心理预期,父母的谨慎消费会让他们提前感知未来的养老压力,为了避免日后负担过重,子女就会自发降低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来应对养老压力。因此,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心理可能会导致整个家庭减少当期的消费,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2.遗赠动机。中国的老年人通常有很强烈地爱护子女的动机,为了确保子女未来能够拥有更美好的生活,他们通常会减少自己当期的消费,更倾向增加储蓄以便未来有更多的遗产留给下一代,为子女日后的生活做储备。此外,遗赠行为也可以督促子女更好地照顾父母,使他们安度晚年。老年人的这种强烈的遗赠动机显然不利于促进我国的消费。

3.啃老行为。啃老行为在我国十分普遍,有很多达到劳动年龄并且具备劳动能力的年轻人没有参加工作,而是依靠父母资助生活。这种现象在城市尤为严峻,据统计,有30%的年轻人以及65%的家庭存在啃老行为。这种啃老行为一方面使得老年人年轻时积累的储蓄留给了子女消费,限制了自身的消费;另一方面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浪费,这些啃老族降低了社会的总产出,进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因此,严重的啃老行为也是老龄化促进我国消费增长的一个阻碍。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如图1 所示。

图1 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

四、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由于人均消费更能反映个体的消费水平,本文选用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居民消费水平的代理变量,选用人口老龄化系数(老年人口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代理变量。有很多因素可能对消费带来影响,但是考虑到面板VAR 模型设置的变量过多会使得其假设检验的自由度降低,进而导致模型的估计和解释能力变差,本文只将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引入了模型。本文搜集了中国31 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2001—2018 年的数据资料,所有数据来源于2002—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其中,老龄化系数根据各省份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而来,用aging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2013 年之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分城镇和农村统计,各省份2001—2012 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不能直接在《中国统计年鉴》获得,本文人均消费支出根据各省份城镇和农村人均消费的加权平均计算而来,权重是各省份城镇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亦是如此。为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以2001 年的数据作为基期进行物价指数平减,物价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人均消费和人均收入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用lncons和lninc表示。本文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①,主要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14。为了初步了解我国三大区域老龄化程度、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异特征,本文首先利用2001—2018 年的数据对全国以及东中西区域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受文章篇幅限制,变量描述统计表不在此处列出)。

通过对三个变量的描述统计,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老龄化程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消费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收入水平以及老龄化程度也与该顺序一致。全国范围各变量平均水平都位于东部和中部之间,且与中部地区数值较为接近。由此可见,经济发达的地区通常消费水平以及老龄化程度也比欠发达的地区要高。东中西部地区代表了不同的老龄化和经济水平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老龄化程度和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大小、方向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三个变量具体的互动关系如何,是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的目标。

(二)模型构建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模型)通常用联立方程的形式表示,VAR 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都可以作为模型中所有变量(包括自身在内)滞后项的函数,可以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18]。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省级面板数据,因此构建了包含老龄化、收入和消费三个向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该方法最早由Holtz-Ezkin 等提出,并由Lutkepohl、Love 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工具[19]。面板VAR 模型结合了VAR 系统和面板模型的优点,不仅可以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还考虑了个体差异性,进而可以更加精确地估计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本文的PVAR 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i表示地域单元,i=1,2,3,…,30,31 表示省份;t代表时间单元,t=2001,2002,…,2017,2018;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内生变量矩阵,yi,t={dlncons,dagingdlninc};yi,t-j代表解释变量矩阵,由各变量的滞后项组成;a0表示此函数的截距项矩阵;k表示回归分析之前根据AIC、BIC、HQIC 三准则所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βj为各变量滞后第j阶的系数估计矩阵,γi为固定效应向量,φt则是时间效应向量;εi,t是随机误差项。

本文基于PVAR 模型的具体三变量联立方程可以写为:

其中,dlncons表示lncons的一阶差分。

δ11…δ1k,θ11…θ1k,ω11…ω1k1,…,θ31…θ3k,ω31…ω3k1均为各变量滞后项的GMM 估计系数。

PVAR 模型的构建主要包括三步:(1)面板GMM 估计,可以衡量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通过函数关系式描绘脉冲响应图来说明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动态响应。(3)方差分解,即各变量的方差分解到每一个扰动项上,能够观测到在结构冲击中各变量对内生变量变动的贡献度。

五、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PVAR 模型估计前,为了确保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首先需要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本文同时采用了LLC 检验法、IPS 检验法和PP 检验法三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有助于保证单位根检验结果的精确度以及克服检验法自身的局限性。由于检验原理存在差异,我们的检验结果以三种检验方法的一致性为准,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得,原始序列中全国、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lncons和aging,东部地区的lninc和aging变量在IPS 检验中都接受了原假设,PP 检验中东部地区的aging以及中部地区的lncons也接受了原假设,即存在单位根,变量不平稳。为了消除这种随机性趋势,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检验,所有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所有区域的变量lncons、lninc、aging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故可以对其差分序列进行PVAR 分析。

表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根据AIC、BIC、HQIC三个准则来确定PVAR 的最优滞后阶数,根据获取信息最小择优选择(受文章篇幅限制,三准则选择结果表格不在此处列出)。根据三准则结果,全国数据的三个准则均在4 阶最小,因此最优滞后阶数应该为4。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BIC 在1 阶达到最小,AIC 和HQIC 在4 阶达到最小;西部地区BIC 在3 阶达到最小,AIC 和HQIC 在4 阶达到最小。根据多数原则,东中西地区最优滞后阶数都应该选取4。

(三)PVAR 模型分析

1.面板矩估计。PVAR 模型估计的前提是变量平稳,否则会出现伪回归现象,根据上文的变量平稳性检验,利用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平稳数据建立PVAR 模型进行后续分析。daging代表老年人口比重的增长,dlninc逼近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dlncons近似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三个平稳变量对于解释老龄化和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依然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采用Helmert 向前均值差分法消除固体效应,进而可以利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 估计。由于本文分析的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只列出了以dlncons为依赖变量,各变量滞后四阶为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见表2)。

表2 PVAR(4)系数估计结果

表2 汇报了PVAR 的GMM 系数估计结果。全国滞后一期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滞后二期、三期以及四期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是负向影响,其中滞后二期和三期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由此说明,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在老龄化发展的初期对消费水平具有推动作用,而在后期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逐渐削弱甚至转变为抑制作用。全国各滞后期的收入对消费水平均为正向影响,表明收入的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分区域来看,东中西地区滞后四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方向一致,均为滞后一期是正效应,滞后二、三、四期是负向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滞后三期的负向效应都比较显著,滞后一期的正向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老龄化对消费的不利影响较为明显。西部地区滞后一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PVAR 模型的特殊性使得许多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无法通过,因此参数本身不具有太大的解释意义[20],但参数估计不是PVAR 关注的重点,PVAR 关注的焦点在于对未来的预测分析,下文将进一步采取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未来的预测分析。

2.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描述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系统中每一个变量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描绘变量间的时滞关系和动态交互作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变量的排序非常敏感,不同的变量次序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通常根据变量的外生性强度从高到低排列。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侧面反映了劳动人口的变化,进而会改变收入,影响居民消费。因此,本文变量顺序依次为:daging,dlninc,dlncons。本文利用Stata14 软件作出全国各变量脉冲响应图(图2)以及东中西各区域消费水平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响应图(图3 和图4)。

图2 全国各变量脉冲响应

图3 东中西地区消费水平对老龄化冲击的响应

图4 东中西地区消费水平对收入冲击的响应

从全国层面来看,消费水平对人口老龄化标准差冲击的反应(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误差偏离区间),如图2(b)所示,在滞后一期内经历了由负向正的转变,老龄化的冲击对消费水平产生的正向影响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随后迅速下降变为负效应,负效应在第三期达到最大,从第三期开始负向效应迅速减小直到第四期,第四期后负向效应逐渐收敛。实证结果与王森[10]的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模型选择的老龄化代理变量有所差异以及数据的时间区间选取不一致。此外,相较其选择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考虑到省域差异利用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更具合理性。脉冲响应图显示全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是“负→正→负向收敛”的影响效应,总体看来,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较为明显,这种结果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在人口老龄化发展初期,老龄化的冲击会由于老年人需求不足而抑制居民消费水平,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迅速刺激了老年产品市场的扩大,通过拉动老年人的消费进而可以拉动总消费以及人均消费水平,所以在短期内老龄化对消费水平产生了短暂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增长引起社会的重视,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会使老年人自发克制消费、减少休闲娱乐以及享受方面的消费。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相比少年以及劳动人口相差甚远,导致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受到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是消费大于收入的群体,而且商家从老龄化趋势中看到了商机,我国老年产业的繁荣与不断完善持续刺激老年人消费,抵消了老年人遗赠以及预防性动机对消费的部分抑制作用,因此后期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逐渐趋于收敛。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不只是绝对的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存在不同的影响,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此外,由图2(i)可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受到收入一个标准差冲击后的反应为正。这种正向效应在当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在第三期降到最低,随后略有波动但在第五期后保持平稳,追踪期间一直都保持为正向效应。因此人均收入会显著地促进消费水平,这也符合理论预期。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购买力进而增强,就会增加物质资料和享受资料等各种消费。

从东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对老龄化的冲击来看,在东部消费水平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反应是正负波动的,老龄化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在第一期达到最大,随后迅速减小并变为负效应,负效应在第三期达到最大,随后迅速减小在第四期转变为正效应,第六期有向负向突破的趋势。总体看来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占主导(见图3)。

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是先负后正再收敛的影响效应,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负向效应在第三期达到最大,随后迅速减小,在第五期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影响,然后趋于收敛。从西部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始终存在负向影响,人口老龄化冲击对消费水平的负效应在第一期较为平稳,随后迅速增加,负效应在第三期达到最大,最终缓慢减小为一个微弱的负效应。这可能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老年产品市场的扩大,进而对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没有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因此持续为负向影响。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从总体看,三个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都比较显著。

从东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对收入的冲击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收入对消费水平都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正效应曲折下降;中部地区的正效应呈V 型特征,在第三期达到最低;西部地区收入对消费水平的正效应较为平稳。从脉冲响应图来看,三个区域收入对消费水平的作用力大小也不同,其中西部最强,中部其次,东部最弱(见图4)。

与以往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研究相比,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图观测到老龄化对我国和东中西地区未来一段时期的动态影响效应,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当前的线性影响特征(绝对的正向影响或是负向影响),而且考虑到省域数据的差异性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通过脉冲响应图对比,对于东中西区域影响差异也更加直观明了。

3.方差分解。方差分解主要是用来分析各变量在系统结构冲击中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只列出了各变量对人均消费支出增速(dlncons)变动的贡献度(见表3)。

表3 各变量对dlncons 变动的贡献度

由表3 所示,全国的结果表明,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解释度稍稍减弱,而收入水平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在第10 期,dlncons的预测方差有6.70%的部分是老年人口比重增长(daging)扰动引发的,45.02%的部分是由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dlninc)扰动引发的。到了第30 期,daging和dlninc对dlncons的方差贡献度分别为5.87%和52.52%。两者相比较,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这表明,收入是居民消费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分区域可以看出,老龄化和收入对消费水平变动的贡献度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东部地区人均消费的变动主要来自自身的影响,老龄化和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稍稍增强。在第10 期,daging和dlninc对dlncons变动的解释能力分别为8.12%和40.12%;到了30 期,dlncons的预测方差有8.15%的部分是daging扰动引发的,40.83%的部分是由dlninc扰动引发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老龄化对消费水平变动的解释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收入对居民消费的解释能力随时间的推移显著增加。在第10 期,中部daging和dlninc对dlncons变动的贡献度分别为7.34%和41.38%,西部地区分别为12.96%和58.37%。当预测期是第30 期时,中部地区daging和dlninc对dlncons变动的解释能力分别为5.64%和57.03%,西部地区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变动的贡献率下降为10.73%,收入对消费变动的贡献度上升为70.96%。由方差分解结果可以得知,三个区域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都小于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老龄化率对人均消费变动的贡献度,西部最强,东部其次,中部最弱。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老年人在青年时期的储蓄以及退休金等生活保障金比东部和中部地区低;受生活水平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从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高速流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老龄化对消费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东部地区由于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趋势更加严重,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也较大。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西部最强,中部其次,东部最弱。这可能与三个区域的地域特征有关,对于收入较低的区域而言,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性支出的边际效应更加明显。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的弹性较大,收入水平提高或降低都会对人们的生活消费带来较大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人们的生活消费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此时人们对消费的考虑受到收入变化的限制较小。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脉冲响应结果非常依赖变量次序,上述结果很可能是变量的特殊次序造成的。鉴于此,我们需要对其他变量的排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保证实验结果的精确性。本文按照陈云等[21]的做法,将残差相关性最大的两个变量交换顺序,重新运行模型。根据残差相关性矩阵(受篇幅限制,结果表格不在此列出),全国以及东中西区域均将收入与消费的两个代理变量交换了次序。结果表明,除了方差分解的结果略有改变,面板VAR 估计和脉冲响应图都无本质变化,老龄化和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方向没有改变,因此本文分析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18 年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分区域进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影响以及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通过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本文通过PVAR 模型进行分析,突破了大多文献普通线性回归分析结论(绝对正向影响或负向影响)的局限,根据脉冲响应图观测到预测期的动态影响特征。从全国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呈现“负→正→负向收敛”的影响效应,仅在短期内出现了微弱的正向影响,总体上负向效应较为显著。长期来看,老龄化对消费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分区域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正负交错的影响,中部地区老龄化对消费水平呈现“负→正向收敛”的影响效应,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则长期持续地抑制居民的消费。总体看来,全国以及各区域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均是负向影响占据主导优势,人口老龄化显著地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的收入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长期且持续的促进作用。

2.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全国和中西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东部地区则稍稍增强,鲜有学者的研究结论涉及影响程度随时间位移的变化。此外,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强,东部次之,中部最弱;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的解释程度,西部最强,中部其次,东部最弱;全国以及各地区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都显著小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区域,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这表明收入是居民消费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的分析,为了应对老龄化的冲击,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提高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由本文研究结论可知西部地区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培育技术型人才,发展龙头企业,拉动经济增长。此外,政府可以补贴新型产业在此创业,增加就业机会以减少西部人才向东部的流失,通过带动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全国的收入差距。最后,政府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分别制定税收起征点,加大对落后贫困地区居民的补助。

2.因地制宜制定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生育政策。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众多不利影响,老龄化正在迈入“人口负债”阶段。实证分析得知老年人口基数大的地区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政府有必要鼓励生育,加大“三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对于生育三孩的家庭给予一定的医疗费用补贴及奖励政策,同时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加强教育的补贴,改变他们的生育意愿,促进我国新生儿数量的提升,扭转居民消费水平滞缓的局面。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增加养老及医疗保险金的总额,加强对老年人的政府补助,可以对社保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建设以增加其收益率,还要保障养老及医疗保险金分配的合理性,让保险金分配逐渐向西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落后地区倾斜,不断提高我国各地区的养老保险水平和覆盖范围,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确保老年人都可以老有所养,病有所治,享有更全面的老年福利,进而刺激他们的消费。此外,政府应该完善就业咨询服务体系以及采取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年轻人择业,确保年轻人口能够充分就业以减少啃老行为给我国居民消费带来的不利影响。

4.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释放老年人消费活力。企业应该抓紧老龄化趋势带来的机遇,加大养老产业链的投资,扩充老年产品的范围并积极研发新型产品,丰富老年人的产品市场,进一步挖掘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比如,我国食品和服装市场应该不断向老年人倾斜,有针对性地进行老年食品、服装等开发和生产;房地产市场应该多建设一些风景优美、交通便利、环境舒适以及设施齐全的公寓房或者养老院;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要,文教娱乐产业应该得到重视,企业可以考虑增设老年人专用的娱乐活动中心,加大老年人旅游行业的建设;企业还需增加对医疗保健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及功能的多样性。政府对于老龄产业要加以规划指导并提供政策扶持,确立标准及法规规范产业行为,不仅要刺激银色经济的增长,还要为老年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