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张博健 李掖平

半个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家，尤其是美籍华裔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构成了这一领域的学术重镇，但对他们学术成果的质疑却从未中断过。从1962年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到2000年在香港学术会议上刘再复与夏志清的当面交锋，见袁良骏：《一场跨世纪的学术论争》，《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一直到当下的一些批评文章。海外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影响较大，但学界对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似乎从未进行过彻底清理。在此，我们暂且搁置意识形态分野，仅从方法论角度对他们的鲁迅研究进行系统的考察。以夏济安、夏志清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的方法论传统是比较清晰的，T.S.艾略特、利维斯、兰色姆、瑞恰慈、燕卜孙、布鲁克斯、韦勒克、透纳尔、华伦、布鲁姆、特里林、威尔逊，见夏济安：《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同时可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从这一串被赞赏的批评家名录中，可以看到其方法论的脉络。在他们的鲁迅研究中，不仅有对新批评和利维斯理论的执着借用，还有对它们的致命的误用。对这些误用的清理比指出他们运用了什么理论更重要。

一

海外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最醒目的一点是坚持文本中心形式主义方法论，作者的意图、读者的接受都可以不予重视。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确实把握了新批评理论的某些精髓。但是，当他们把理论与具体研究对象相结合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既有文本细读的失误，也有对新批评理论顾此失彼的应用失误，他们的研究其实进一步放大了新批评理论本身的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