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以两重身份为文坛所知晓。作为评论家，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批评的操练》《彼此的历史》《“思想事件”的修辞》等论著，显示了“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的先锋姿态。作为散文家，他以《错落的时空》《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散文集与随笔集，亮明学者散文写作是他完成散文使命的文学实验。两重身份之于王尧，同等重要。而笔者认为：在当下学者散文需要复兴与繁荣的时候，解读、探究王尧“新人文”姿态与“中国问题”的文学知性话语及其创作学者散文的价值，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我是誰”与知识分子写作

众所周知，王尧是以当代散文研究走进文坛与学术界的。也许他当初并没有料到，今天他自己也成了被学界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他一直向往着做学问的一个大境界：“我们实在缺少能够把信仰、学养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学问。”王尧：《批评的操练》后记，《批评的操练》，第24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最高境界。作为“60后”的王尧，也与董健、丁帆等一些学者一样，探险式地将“知识分子”这个沉重的话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于文坛的根本。

王尧的幸运，是他的出道正值文学呼唤“主体性”复归的时代，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呼唤，成就了日后的王尧。宗璞提出的文学命题——“我是谁”，是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写作身份认知的一个问题，这也是王尧在文学研究与散文写作中时时警醒自己的钟声。他把自己定义为“纸上的知识分子”。他说，其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大致画了几笔现时代中我的肖像，那些写别人的文章，也是写我自己，所以名曰‘纸上的知识分子”。王尧：《纸上的知识分子》，第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这里，王尧将自我放在被审视的位置上，自我便成为散文审美的对象。我们读他全部的散文，可以看到一个诚实的不断进行自我告白的学者自我塑造与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而在其自我表现与自我证明的过程中间，一个反复阐说与昭示的主题，就是学者散文创作中自我身份的认知。王尧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他读博士时期就选择了1966年至1976年间有着特殊政治文化属性的“十年”文学，作为研究的课题。之所以一直选择这个带有冒险性且一般学者不敢问津的研究课题，他解释说：“是因为我期待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他反省过自己，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以少年的眼光目睹了“十年”经历，他们所受的教育、成长背景都与“非常十年”有关，在他们身上残存了许多“十年”政治运动的“负面因素”，“当我们自己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时，对自我有一些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毫无疑问是和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连在一起的。我想自己是作为一名学者也好，批评家也好，特别是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有历史责任来面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我们无法绕开它，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探究的欲望。从专业上讲，我们如果绕过它，那文学史研究就是残缺的”。黄兆晖：《2003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王尧》，《新京报》2004年4月18日。显然，在《“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文学灾难的背后》分别剖析“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学的同时与之后，王尧执意将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认知与自我批判，带入了他的“十年”政治文化研究，先后发表代表性成果《叙述与阐释》《释义和研究》等系列长篇论文，并结撰成专著，将“十年非常政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原型，对其创造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进行了文化学视角的深刻阐释，从而他给自己，也是给当代文学找到一个以科学理念予以解读的坐标。他总结了“共性”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名的问题，创造性地以“思想公式”“文革思维”“无作者文本”“非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体制化”“新人文”等自定义概念，对“十年”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阐释。王尧发现了问题的本质，即他们丧失了作为人类先知先觉者该有的话语权，完全丧失自我的思想与独立思考，而成为巴金所批评的无人性的“机器人”。而且，王尧通过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对译，指出“非常政治文化”时期知识分子正是背离了五四人所诉求的“科学”与“民主”的宝贵精神传统。王尧一走进学界，就显示了带有批判性的独立见解与介入文学“现场”的“新人文”姿态。

所以，王尧从自身所接受的“文革”原型文化教育与成长背景中的“负面因素”出发，反刍自我与反刍“文革”的政治文化，这就使他比一般现当代文化学者多了深一层的理性。这种反思“文革”所获得的彻悟，无疑成为王尧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者散文写作学理上的“热源”，是支撑着他成为著名学者的思想基石。事实证明，通过对“十年”文学研究所彻悟的这个知性即智慧，是王尧作为“90年代学人”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执意要用自己彻悟“十年”的思想方式与理论逻辑，面对与阐释当代文学的“中国问题”，而进入中国文学的“现场”。举例说，从活跃于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的一批作家中，即如他所指出的阮章竞、李瑛、茹志鹃、黄宗英、贾平凹、路遥、克非、刘怀章、单学鹏等人身上，王尧发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十年”症结。他指出，这些作家之所以在进入新时期之后许多年还缓不过劲来，还沿袭着“十年”思维在创作，还处于他在“迟到的批判”中所说的“过渡状态”，仍然呈现“十年”前与“十年”时期政治文化写作的姿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价值观的嬗变与转型。对“十年”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进行创作主体的身份认知与价值判断，这是王尧寻找的、在文学方面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也是作家和文化学者绕不开的必须在理论与心智上予以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他对“十年”政治文化的解读，第一次从文化原型的主体性方面进行了深度阐释，这是对“十年”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在“十年”文学的诸多思考中，他尤其对“中国问题”中关于知识分子身份认知进行理性追问，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与写作实践中带着这种追问，用理性的自觉，努力自塑一个觉醒了的、带有先锋意识的“纸上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这使王尧自身的文学意义得到彰显。换言之，王尧又同时将自己获得的理性，付诸与融通于个人写作实践，而使个人的实践建构了他自成逻辑的文学知性话语。

丁帆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缺场”的。他说：“知识分子只有进入公众领域，保持社会良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方能造就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丁帆：《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知识分子的幽灵》，第1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在丁帆看来，知识分子如果在社会文化活动中“缺场”或“缺席”，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反之，只有获得自我身份认知的自觉进入公众领域，他才有可能成为社会实践中有所作为的思想者。在这一点上，王尧与丁帆取得了学理认知的一致。事实上，“十年”文学的最大问题，是真正知识分子“自我”的“缺席”，自我、“小我”被文化语境的“大我”所淹没、所同名，而且这种“缺席”还延续到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以至更久。这使具有文学使命感的王尧，对这种自我“缺席”的政治化写作充满忧虑。笔者认为，这种忧虑，也正是他主持“小说家讲坛”等交流平台而与当代文学对话的一个初衷。出于同样的初衷，他对学者散文的创作，也便倾注了关注与研究的热情。他先后写文章，对巴金、余秋雨、王充闾、汪曾祺等的创作嬗变进行写作姿态的评论，就是这一方面的证明。他肯定了他们身份的自我认知——知识分子，肯定了其良知和道义在心智上的复归。虽然巴金的《随想录》是忏悔，“距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还有距离”，王尧：《“随想录”》，《询问美文》，第78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虽然余秋雨在心智上还没有达到巴金完全忏悔的程度，但在王尧看来，这个时期的一些散文家，从杨朔时代到汪曾祺的“悠闲（即闲适）”时代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而汪曾祺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着重获知识分子话语权而进行个性自由创作的代表性与标志性人物。故而在王尧的笔下，将汪曾祺特喻为“中国最后一个古典抒情诗人”。因为他的自我“复苏”与东山再起的“士大夫”体的散文创作，仿佛预示着散文命运的回归，所以他是彻底终结历史、彻底告别杨朔时代的一个文学隐喻。

只有在对自身知识分子身份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之时，才有可能进行“有作者文本”和“在场主义”的写作。王尧一直在追问，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在当下怎么真正实施知识分子的写作？他通过重新评价杨朔散文与充分认识巴金《随想录》两个文学事件，向新世纪散文家的创作指出了理念重建的问题。而怎么实施“知识分子写作”，王尧通过对《随想录》的评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写作的生存方式与社会角色的意义，也是他们作为先知先觉写作的含义，这就是“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操守”等“关键词”。在知识分子写作中，对“我是谁”这个社会身份立命与问责的问题，王尧与丁帆一道，是将问题说破、说透、说准的思想者。

梦醒了才有路可走。理性自觉的获得、自我身份认知的彻悟、知识分子写作意义的明确，这些可以看作是王尧学者散文在实践之前与实践之中的“理论”储藏与准备。于是，王尧带着“我是谁”的叩问与沉思，拥有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主体性、话语权与自我批判意识、启蒙意识、人格诉求等，将其一同带入他的文本创作。这些同时构成了王尧“新人文”思想的“知性话语”。

二、“逻辑起点”与启蒙发微

“十年”文学后对“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潮彻底深入的批判，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这个时期的一些思想者开始醒悟，如著名学者董健先生开始了自我批判，说：“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中我渐渐苏醒，开始发现我的愚昧无知，发现我早就失去了作为当代一名士子应有的品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一句话，发现了我身上的奴性……由此知道应该怎么走士子之路了。”董健：《江南悲歌》序，丁帆：《江南悲歌》，第1页，太原，岳麓书社，1999。丁帆也指出，一百年来的两次启蒙运动之所以归于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始终不能完成”。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后起之秀的王尧，就是在一批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呐喊中，受到深深的感召，而树立当代人文启蒙并自我践行的目标。王尧学者散文的写作有目标、有方向地践行，并且获得了完成使命的高度自觉。而且，王尧深感我们的知识生产“远离学术”，“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用一种话语体系协助文学形成文学的权利和秩序”。王尧：《说莫言》，《错落的时空》，第13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对这些文学的“中国问题”的焦虑与期盼解决的冲动，是生成王尧从事个人学术活动及写作学者散文的一种精神渴望。《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次思想旅行》一文中，王尧做了下面非常明确的描述：“今天知识界的一大危机，就是部分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失语甚至无法坚守住自己的底线。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以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期待，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勇气和信念去面对、思考‘中国问题。”王尧：《错落的时空》，第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王尧的学者散文，从整体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关于“中国问题”启蒙话语体系的“一次思想旅行”。

王尧的散文写作内在地存在着三个启蒙理性的“逻辑起点”。第一个起點是如前所述对“十年”政治文化的批判，使他获得独立个体的话语权，从政治文化话语的写作返回文学本体的知识分子写作。这里不再赘言。第二个起点是对自我的“清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则是身体力行的自我“清理”与一个完成。第三个起点是对学者散文理性启蒙的认知，并落实于方方面面践行的启蒙发微。后两个“起点”，是我们解读王尧散文必不可少的切入点与途径。

作为自我清理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王尧对“纸上的知识分子”用知性话语进行书写的一次成功尝试。顾名思义，作者向读者阐释“八十年代”的自我。王尧一方面写自己对于乡村的“叛逃”，另一方面写自己对于苏州这座古城难以融入的“疏离”（“隔膜”），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自己如何受制于时代大潮的裹挟而自我沉浮进而奋然搏击，故而在自我悖论中立足于自我的解剖与清理。于是，他所叙写的“成长”历史，成了自我批判的载体，也成为让读者重新认知80年代的现代人祈求精神皈依的代表性文本。值得深思的是，王尧是对自己的回望，是在21世纪初叶认知高度上的回望。他意会鲁迅写《朝花夕拾》《野草》时的心境话语，描述自己是“学着给往昔的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还进一步说：“我们的写作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粉碎器，无数的东西在不经意间被粉碎。我现在想做的事件，是把‘粉碎改为‘删除，这是一次‘删除式的写作。当我自己或者别人认为这些删除的东西还可以保留时，可以让它从‘回收站里还原。”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自序，《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说到底，这是作者受鲁迅启蒙精神影响的自我幡然醒悟，即自我精神的一次涅槃与启蒙。这是溶解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与“旧我”决裂的“逻辑起点”。因为一切的启蒙者，必须从自我批判中获得启蒙的觉醒，才会有启蒙的始点。

使命感树立的理性，是王尧散文写作的第三个“逻辑起点”。以散文写作进行启蒙的理性，集中表现在王尧个人对散文的定义上。这就是他反复在论文、序跋和访谈录中申述的定义——“散文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王尧：《询问美文》自序，《询问美文》，第2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是审美外化的“心灵史”。这个定义中，王尧指示为“知识精英写作”的身份认同、精神和情感上良知道义的担当、自由生命存在的形式表现等人文内涵，也是王尧的散文美学与散文理想的内核。他执拗地在当下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写作目标：将被“边缘化”的、被三千多年文化史证实为“以文治国”之“国学”的散文，见吴周文：《散文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体自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归正到朱自清所说的“散文学”的“正宗”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3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地位上来。在他看来，真正知识分子的散文写作，是“经国之大业”，是以自我的“精神和情感”与外在的世界对话，是以启蒙自己并启蒙广大读者的一种正能量国学文化的生产。

理性批判的知性话语，是学者散文最重要，也是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孟子·尽心上》解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明代王守仁《传习录》卷上也予以解释：“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用现在的观念理解，知性，就是格物致知的悟性，且是学者的大智慧，就是比之常人有更多的理性与启蒙思想。代表王尧学者散文创作成就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因为用十万字的篇幅集中描述自我与进行自我启蒙，所以便格外让我们感到它的分量。除此之外，《纸上的知识分子》《询问美文》《错落的时空》等随笔集，反反复复证明王尧的学者散文充满了启蒙的知性话语。简言之，王尧以他的学者散文，在方方面面践行着文学的启蒙发微。包括文学史识的启蒙的理性、“文学现场”对话的理性、青灯儿时回忆的理性（《奶奶和她的小镇》《那是初恋吗》等，见《雨花》“王尧散文”专栏）等。

《询问美文》给读者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散文史实启蒙的一个途径。王尧既不用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林非《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以作家为本位推介性随笔的方法，也不用唐弢“晦庵书话”钩沉文学史料回忆录的形式，而是采用以散文集为本位写作短论短评的随笔，从整个20世纪万千散文集中遴选131种经典文本，逐一进行单个的解读。从《背影》（朱自清）、《空山灵雨》（许地山）、《朝花夕拾》（鲁迅），到《花城》（秦牧）、《海市》（杨朔）、《北极星》（吴伯箫），再到《随想录》（巴金）、《秋雨散文》（余秋雨）、《心仪》（张炜）等，这部著作通过对经典文集的细读，彰显个人审美的价值观。这是对中国现当代散文史的一次回望性扫描，重新以这些文集为史料依据，对现当代散文作家作品进行了一次文学史的价值判断。于是，王尧产生了穿越时空的阅读体验，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悟与发现：他还原历史之时虽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文本，但发现了重新予以释义的多义性与必要性;他重新评论它们的时候，发现对这些文集的经典评论之可贵是坚持了审美的真知，同时又发现社会学评论的时代局限，曾经带给读者以难以还原历史的某些荒诞。以存在在先、本质在后的哲学理念再次还原历史的时候，他那被激活了的文学审美与文化乡愁，让今天的学理回归到了散文本体的本质。所以，这些“书话”是启蒙话语发微的史识，是王尧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除旧布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证明他在这方面也是一位充满先锋意识的启蒙者。

作为学者的个人行为，自然也是文学事业的需要，王尧主持了《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小说家讲坛”“寻找当代文学经典”栏目（与韩春燕合作），《南方文坛》的“译介与研究”栏目（与季进合作），《杨子江文学评论》的“新作快评”栏目。另外，他还在《东方文化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辟文化随笔专栏;同时，他还通过与作家口述对谈、记者访谈等形式的交流平台，出版了一套极有价值的“新人文”对话丛书。他以这些形式进行在文学“现场”的启蒙“布道”。这是王尧的另一种介入、“干预”社会文化实践的“动态行为模式”。在这些个人“布道”工程的行为中，他便由因而果地产生了“思想旅行”的“副产品”。这是王尧大多数启蒙发微的知性散文写作的由来。他试图盗取真知的“火种”，通过他散文知性话语的“布道”，将自己的“理性”星星点点地分赠给在“现场”的读者。

王尧用“副产品”向读者证明，从“十年”非常政治时代的“非知识分子写作”到当下的“知识分子写作”这“质”的飞跃，是文化转型的可能与必然。而必然的前提是作家自我启蒙后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细读《“小”说小说》等近20篇随笔，我们就能够看出王尧的启蒙不是成就“大师”或“经典化”（“大师”与“经典”是由积淀的时间与历史予以评判的），而是围绕着文学事业探究如何得到自由与健康的发展，在主流的、民间的、精英的等众声喧哗中询问小说“路在何方”，意在建设、营造一个共享自由和宽容的文化生产语境。王尧怀着如此善良的愿望，带动读者一起去进行理性的思考。王尧在这里探讨的，是期待在一个共识“高度”上厘清和反正一些“中国问题”，这些问题统一于作家与自我道德、作家与社会症结、作家与非常历史、作家与“寻根”传统、作家与大众审美等文学价值取向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是“建立起一个凸现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王尧：《批评的操练》，第1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以寻找文學生存的多元本真与作家本真生命形式的多元存在。王尧本人也在文学启蒙的当下对文学启蒙未来的寻找之中，“在场主义”地进行多方面自我启蒙的发微，而使自我也同时得到了本真启蒙与作为学者的学理归正：他相信并想象，包括学者散文在内的中国文学，尽管在诸多文化悖论中磕磕碰碰，但如果作家与评论家都带着自我启蒙思想并坚守“在场”问题的呈现，一定会共建一个富有生机的健康的“文学现场”。

三、“新人文”话语与士子“风骨”

论及王尧的学者散文，我们不能不探究其孜孜以求的士子人格问题。

当开始“文革”文学研究与考察“十七年”文学的时候，王尧便生长出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疼痛感，他越是追问知识分子魂归何处，就越是痛感知识分子“自我失落”的悲哀。于是，王尧在散文创作中一直问询知识分子的人格，并试图对良知与人格进行阐释。这个“十年”非常时期的少年，反思历史时几乎比经过“十年”体验的成年人更觉得疼痛。原因如前所述，王尧在其学术研究中看透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语境中丧失“自我”的某些“失语”本因。因为，他从这种特殊的自我救赎中，开始终结“一切单向的、外在的或者独断”的某种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式”，张光芒：《知识分子的超越之境——谈王尧的文学研究道路与学术个性》，《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并由此获得他作为“纸上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若要读懂王尧，不能不理解他与林建法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而且必须读懂他执笔的《丛书总序：对话时代的思与想》。王尧在很多文章里，反复主张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新人文”时期，重塑知识分子“新人文”的人格。自然，他使用“新人文”这一概念，既区别于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反“哥特式”的“人文主义”，也区别于白璧德抨击“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的“新人文主义”，在接受两者的“人本”与批判思想的基础上，限于“中国问题”的文学启蒙时空，他赋予“新人文”以自己的思想。而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是重塑知识分子在文学“现场”直逼文学问题的思想、行为与人格，并试图建立自己人文话语的自信和力量。为叙述方便，对王尧阐释的关键词，笔者简明概括为士子的“风骨”。他说：“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与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着。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他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王尧：《对话时代的思与想》，《批评的操练》，第1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底线”、“立场”与“风度”，就是当下知识分子应有的自我启蒙的“风骨”，这是王尧阐释的“新人文”文学启蒙的本质与“新人文”的人格理想。

王尧学者散文所诉求的，就是努力自觉地去表现上述的自我，并急切地告诉读者：我们与时代的对话，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理智与科学，既不可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徘徊，又必须撕去“左翼”和“右翼”的标签，取先锋的姿态和“中正和平”（和谐）的哲学态度，方才是“新人文”的风范性的“风骨”。在反省历史塑造自己的过程中，说真话，抒真情，敢爱敢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与21世纪时代进行文学与文化问题的对话，这是王尧散文当下启蒙的精神本质。而对话方式，成为他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达形式。在文学的“现场”，王尧与文学史的对话如其文学史研究，与散文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对话如《询问美文》，与当下实力派作家实践场所的对话如“小说家讲坛”，与“新人文”精神的对话如《“新人文”对话录丛书》，这些都归属于他宏观意义上的与“新人文”时代的对话，并且成为王尧启蒙文学与启蒙自我的话语。王尧的知性启蒙话语被《收获》《钟山》《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媒体所欢迎与接受，说明其文学研究与学者散文所产生的话语力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王尧“干预”文学“现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人文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德〕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372-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所以，在笔者看来，用“新人文”的理性启蒙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可小视丁帆、王尧等学者散文写作及其“新人文”的批判性思想，必须看到以王尧为代表的与当代文学“现场”对话的群体，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当他们集结起来的时候，当他们的学者散文写作成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时候，思想者的启蒙话语就能成为“有力的杠杆”以至成为一种启蒙的力量，用“以文治国”来对抗以至消解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矮化与犬儒的“精神休克”现象，见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以推动文学事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重建“新人文”精神，重新塑造知识分子的“风骨”，令王尧从许多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人文精神传承的宝藏。于是，他就有了2018年在《收获》上发表的《沧海文心》与2019年在《钟山》上发表的《日常的弦歌》两个专栏的散文创作。如果说“新人文”时代是文学的又一次“重建”，那么王尧在一批五四作家身上，找到了一种精神“重建”的借鉴——一种士子“风骨”的原型文化，有了传统上“人学”审美价值判断的“直译”的根据。

黄平称《沧海文心》“和王尧以往的著述相比，这组文化散文抵达了一个艺术与思想的高峰”。黄平：《90年代学人：以王尧为对象》，《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笔者大体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我在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王尧这两组散文对以往散文的自我超越，是指下述三个具体特征：第一是叙事的文史性。作者依凭日记、传记、书信、评传、回忆录、校史等第一手原始资料，批阅、择录、梳理、编辑、拼贴，最后熔裁而成抗战时期“重庆”与“西南联大”的两个文本呈现的“窗口”，以这些考据的文史资料，对特殊时期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文史性的叙事。第二是文本的拼贴性。与作者过去的散文明显的不同是，文本题材的來源全是多方面原始资料，而这些经过选择的材料，是根据文史叙事主旨的需要，有机地被拼贴起来，拼贴，便成为首要的和突出的叙事技术手段。第三是主题的归一性。两组散文都是归一“聚焦”于抗战时期的一批知识分子，以他们的“生活、思想，痛苦、欢乐，卑微、高贵，创造、选择”，来表达中国之所以不亡，是因为“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得以延续并出现新的景象”的共同主题。这些仅是外显的文本特征。如果深入辨析，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文史叙事，而是在于他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抗战”的道德修为激情地抒写自己的感佩与赞赏。

生活于21世纪的王尧在文学想象中，与20世纪40年代集结在重庆为抗战奔走呼号的巴金、老舍、路翎、洪深、郭沫若，与西南联大坚守五四精神教育理念的郑天挺、蒋梦麟、朱自清、闻一多等“九儒十丐”“重逢”，写他们虽不在前线炮火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厮杀，但在文化战线上以自己的言行和对日常事业的坚守，同仇敌忾、同舟共济、同赴国难。他们虽穷困潦倒，但在文化战线上与敌人进行精神上的“抗战”，也是一种艰苦卓绝的“厮杀”。抗战时期大批中国现代作家集体大流亡到“陪都”重庆，作者为他们制作了“沧海文心”的重庆文本。其实，他们在大后方集体的大聚集，是“文心”使然。老舍提着小箱子离开济南的家，他害怕家乡沦陷后被逼当汉奸，而流亡到重庆，是坚守民族“气节”;巴金从武汉绕道广州、桂林，再去重庆，相信“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路翎与亦师亦友的胡风在重庆第一次见面，就在胡风的指导与帮助下完成了《财主底儿女们》的写作，苦难与他的创作相伴;后来人格异化的郭沫若，也在重庆时期为抗战而与朋友们的交往中展现了文艺界“群主”之一的人格风采;洪深在重庆曾因饥寒交迫而选择一家三口服毒自杀，幸亏郭沫若等及时赶来，抢救后脱险，1942年12月下旬朋友们为洪深50岁生日举办隆重庆典，使他获得友情与生命的力量……绝大多现代士子集结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旗帜之下，甚至连身份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费正清，也被中国知识精英所感动，将其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作为自己在重庆的一项重要的对华工作。“文协”的抗战活动与“无钱买酒卖文章”陪都语境，为王尧的“重庆文本”创造了沉郁的抒情氛围。

王尧引述费正清其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说“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王尧：《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收获》2018年第3期。作者的确是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来书写的，以彰显知识分子写作的品格。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的有力的表述。”〔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不论是聚集在重庆的知识精英，还是创造西南聯大“传奇”的知识精英，在王尧的精神“重逢”里，他对他们进行了“人格”的道德价值判断：赤子心、民族魂、使命感、向心力、抗日救亡、光复中华，是他们最庄严、最伟大的“风骨”呈现。这两个文本，是王尧创作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当下“重逢”版。缘于此，“重庆文本”与“联大文本”表现了作者对士子“风骨”予以审美的全新写作风格：思想的穿越、情感的澎湃、诗意的融入，激活了一堆本无生命活力的史料，而使之熔铸为文化散文的品格;他因形象思维而浮想联翩的“重逢”，创造了鲜活的、以史料写“真”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文本风格，在当下却是少见。这是王尧为自己创造的一个以灵魂读灵魂、以灵魂写灵魂的美学高度;同时，他以冷静与某种程度的激越心境，在纪实的悲剧意蕴里俨然寄寓着壮美的崇高。从这一意义上看，王尧的启蒙思想里将“风骨”看成是知识分子自我启蒙中高于一切的修炼，这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尤为重要。

综上，“我是谁”、逻辑起点、理性批判、启蒙发微、学者“风骨”，这些构成了王尧重建“新人文”知性文学话语的核心理念。作为鲁迅文学奖得主的王尧，其询问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追随鲁迅、巴金等中国现当文学史上“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显然其询问与实践的启蒙精神，由传承鲁迅、巴金等为标识的先驱者启蒙文脉而来。他向当代文学证明，学者散文的写作需要鲁迅式“反抗绝望”的理性、激情与“新人文”的姿态，进行当下“在场主义”的启蒙实验。因此，时代需要更多的王尧们，需要他们以自己的散文参与文学“现场”，以进行自我与文学的启蒙，创造学者散文的今天和璀璨的未来！

2020年4月5日至21日初稿

6月28日改定于苦茶书斋

【作者简介】吴周文，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