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版图中，与其说是李佩甫书写了“平原”，不如说是“平原”成就了李佩甫。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一样，李佩甫的创作从未离开过他的“平原”。他的文学书写始终在“城乡”两地之间穿梭，致力于中原人格的塑造与开掘。然而，长篇小说《河洛图》一改往昔的现实书写，沉浸于遥远的历史深处，以窥探时间的秘密。是转型、突围，还是沿其以往的叙事惯性与文学向度继续前行？他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本文将在对《河洛图》的阐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生活日常：个体化叙事的历史本然

历史小说的叙事路径不外乎两条：一是以历史事实为蓝本的文学叙事，二是打着历史书写之名行天马行空、胡编乱造历史虚构之实。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历史书写给作家带来更多的困惑与纠结。材料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山本》，第52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是贾平凹之问，也是众多作家书写历史时必须正视与不容回避的文学难题。如何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富矿”转化为文学故事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其要义有二：一是文学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二是以何方式呈现这种真实性。前者属于作家的历史观，后者关涉作家的艺术境界。

此次李佩甫一改“城乡”两地文学书写，将思维触须伸向遥远的历史纵深之处，以河南巩义康氏家族历史事实为蓝本，运用其了然于心的现实主义方法创作了属于他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河洛图》。虽是历史书写，但作者并未轻易放弃他热爱、熟悉的“写作领地”，而是借助特定的历史时空，依托中原地域历史文化的丰厚底蕴，将历史故事与个体想象交融在一起，以平实的语言与温和的格调，既不刻意凸显历史的变幻无常，也不对历史进行漫画化与变形，而是力遵其本来面目描绘康氏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呈现多姿多彩的民间生活与有声有色的历史肉身。就书写视角而言，文本虽极大地遵从了历史本然，但并未如宏大历史叙事那样注重追求历史真相，表现历史的必然性和总体性，而是以个体化的叙事策略，以个体对历史的体验、想象，还原和再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细节记忆。正如作者所言：“对三百年来被民间称之为‘活财神的家族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是文学化了的解读方式。”李佩甫：《追求平原的“神性”》，《文艺报》2020年3月27日。也即是说，《河洛图》是一部加入了作家对历史的体验与想象，超越了具象现实的再创作。

毋庸讳言，于文学来讲，历史就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残片，格非：《塞壬的歌声》，第1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作家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认知和想象将这些记忆残片连缀成鲜活的故事，从而赋予历史肉身更易感知和理解的审美形式，使“历史与文学变成彼此内在相关的存在”。房伟：《现实的“逆子”与“解构”的困境——文学史转型期的刘震云小说创作》，《艺术广角》2020年第3期。

故此，在《河洛图》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历史风云变幻的描摹，而是将其作为点缀的故事背景，诉说普通百姓的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等被日常生活经验化的世俗世界。如小说中对百姓日常生活场景的书写：

那缸一字排开，洗刷干净，倒上清水，而后一人一个特制的高粱篾筛子，小心翼翼地把柿霜从柿饼上筛进大缸里，再后就是九澄九滤九熬。等到大锅坐火上，开始熬霜糖的时候，周广田才亲自登场。只听他骂一句：日娘，都站开！④ 李佩甫：《河洛图》，第13、57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

又如对饮食的描绘：

还有一道红烧鲤鱼。将鱼剖洗干净后，先煎得两面焦黄，兑入事先勾好的调料，酱汁、香醋，还有自家用糜子酿的米酒。待入了味，再撒上辣椒碎、香葱叶、芫荽段，出锅。黄河鲤鱼肥大，肉质鲜美，红烧汁浓味厚，一条鱼吃完，食客连呼过瘾。④

这些鲜活的生活场景与可感的饮食风俗书写在《河洛图》中俯拾即是，给我们带来了有浓郁市井气息的异彩纷呈的世俗画面。虽是书写历史，可作者却将重心放在了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描摹与展示上。其实，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历史恰是如此。它不是帝王将相、英雄人物追逐理想与施展宏图的波澜壮阔的舞台，不是诡异多变的朝政时局与醉生梦死的奢靡享受，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写道：“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7页，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从而构成历史的本来面貌。

然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固然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但也并非平淡无奇、索然无味，而是斑斓多彩、兴味盎然的。故而，小说塑造了诸多具有传奇意味的人物，如深藏不露、武艺高强的武师马从龙，以死效忠、精于计算的基层小吏仓爷，嗜赌成性、擅长行船的领航人泡爷，石艺精湛、慵懒嗜酒的守陵人朱十四，等等。他们身怀绝技，富于传奇色彩，但他们并非神人，而是平凡大众，传奇性与世俗性恰如其分地糅合进他们的行为之中，使历史生活透射出绚烂多彩的一面。正是这些人物的塑造为庸常的历史平添了传奇气息，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与情节的曲折性，彰显文学魅力之时又呈现了历史真实。对于传奇人物形象的渲染与勾勒是历史小说书写惯用的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本身便是由富于传奇意味的普通人物演绎而来的。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分子，“一旦作家把创作的凝聚点放在个人身上，历史的真面目便会逐渐凸显”。刘增杰、关爱和主编：《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下），第53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张爱玲曾在《传奇》扉页中写道：“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这种表达与中国古代小说中“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的观点一脉相承。历史小说对奇人奇事的书写，对悬念与伏笔的运用以及曲折情节的铺展与其说是旨在增强故事趣味性以吸引读者，不如说是表现历史真实的文學内在之需。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本身是在不断地重构中建构起来的，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只能局限性地了解某段历史面貌，每一段历史都被分解成碎片、细节和小事件而隐藏在各个大事件之中，对大事件进行叙述是‘正史、大历史书写的责任，而在大历史之外，许多小事件却被遮蔽了。”罗小凤：《“历史”的另一种言说方式：论李敬泽散文对历史的“修补”》，《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故而，“小历史”书写就是以个人化言说的方式还原从民间逸事、典籍与史料中打捞出被大事件遮蔽的生活、故事和传说，使这些“宏大历史的细枝末节部分也能发出声音，让被大历史遮蔽下的人和事有机会浮出历史地表”，刘增杰、关爱和主编：《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下），第53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以一种追忆和探寻的姿态赋予历史一种现实状态的观照。

至于那些被打捞起来的生活、故事和传说如何在历史中穿行并沉淀下来，一切都由时间来完成。只有“在时间中，历史由生活演化成传说，传说演化成故事，故事演化成寓言，寓言演化成神话”。李佩甫：《追求平原的“神性”》，《文艺报》2020年3月27日。这是李佩甫在文学书写中对历史观念的真实表达，他也以此来回溯历史、书写故事。在小说里“盗卖皇粮”一案中，对于康悔文如何撞击“相国霜钟”这一历史碎片，作者卖起了关子，玩上了玄虚，预设了三种传说。⑥ 李佩甫：《河洛图》，第119-120、10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这看似有意让故事情节玄虚化，可被大事件遮蔽的、隐没在历史阴影处的人、事、物不正如传说、寓言和神话一样吗？谁能道得准确而又说得清楚呢？面对历史，“文学的意义显现为‘人生的完整而非‘历史的完整。正如‘记与‘历史互为表里，‘忆显然与‘人生的范畴遥相呼应”南帆：《文化记忆、历史叙事与文学批评》，《文学报》2018年6月28日。一样，文学的历史书写是由个人想象与记忆来完成的，旨在通过追溯传说转化为故事的过程来有限度地以历史还原诉诸现实人生。如此一来，在小说中，李佩甫频频以陈麦子穿越历史时光，向人们诉说生活是如何演化为传说的，传说又是如何演化为故事及由衷地感慨“三百年过去了，这里的树已放弃了恢宏，放弃了成为栋梁的可能。历史既然是由人类书写的，那么，树又有什么办法呢？”

⑥也就不解自明了。

因而，如李敬泽所言：“历史就在这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生活。在时间的上游，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但对我来说，它们仍在，它们暗自构成了现在，它们是一缕微笑，一杯酒，是青草在深夜的气味，是玻璃窗上的雨痕，……它们使生活变得真实，使生活获得意义。”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36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在个体化的历史叙事中，历史时空总是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或近或远地编织在一起。历史洪流的大小虽不因普通百姓个体的显隐与否而有所变化，但若缺少了普通百姓点点滴滴、疏密有致的生活细节，文学的历史书写便会丧失绚烂多彩的光晕与经久不息的魅力，昙花一现地淹没在艺术的浩瀚江河之中。

二、叙事变调：艺术突围的有益尝试

熟悉李佩甫作品的读者，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他惯于将人物置于一种“城乡”两地环境中展开其关于“土壤与植物”李佩甫：《我的“植物说”》，《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关系的书写，以达到挖掘现实与释放胸中块垒之目的，此情形几近成为一个颇为固定的叙事模式或心理定势。如《羊的门》关注权力文化，描写集权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生长;《城的灯》关注人性，揭示贫穷对人性的伤害;《生命册》关注“土壤”，展露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何弘：《现代化进程中的众生命相：评〈生命册〉兼议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平原客》关注“关系”，揭示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李佩甫：《平原客》，第35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新作《河洛图》虽跳出了“城乡”两地的书写视角，但仍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而，这些看似沿着其叙事惯性滑行的叙事常调背后藏匿着悄然的变化。

首先，叙事上呈现出去“模式化”的文体特征。《河洛图》中，李佩甫先前作品中那些滋生权欲，拷问人性，展露关系的充满矛盾与背离的“土壤”“环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前现代农耕文明的社会图景。小说中虽然也有农耕文明与商业文化的冲突与抵牾，封建官僚气息、乡野乱匪势力对民间商业经济的压迫与阻滞，形形色色的官场和各级人物构成的丰富而立体的社会圈层，但相较于社会变革中的城乡二元对立及社会转型时期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封闭、落后与和谐的环境。在文本叙事中，我们感受不到时代对人物的肆意挤压，感受不到环境与人物之间的撕扯缠打，人物不再像以往作品中的“叛逆者”形象李勇：《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第4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那样以逃离、叛逆、拒绝生养他们的土地来抵抗这种挤压，也无需在与环境的疏离与逃匿中呈现自身，而是一下子身心和谐了。小说跳出了先前的叙事模式，给人柳暗花明、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人物形象“理念化”“符号化”底色渐趋淡然。梳理李佩甫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谱系，可以发现他虽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奉献了诸多独特的“这一个”，但也在重复书写李丹梦指出“重复……，除了深入骨髓的蒙太奇结构外，大部分人物都似曾相识，这既是写作成熟的奇迹，也是力求穩妥、保守拘谨的心态显露”，可谓是对李佩甫小说创作重复现象的委婉而又精准的表达。见李丹梦：《新中国道德构建的地方契机——论李佩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中暴露出“理念化”“符号化”之病症。从《小城书柬》中的高良，《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到《城的灯》中的冯家昌，再到《生命册》中的吴志鹏;从《小小吉兆村》中的山根，到《豌豆榆树》中的王小丢，再到《生命册》中的梁五方，等等，这些看似形色各异的面孔与人物无非是承载着叙事意图与功能雷同的一个个理念与符号，让人难免对作者生出一种江郎才尽之憾。

不可否认，《河洛图》中的人物与其以往人物形象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绝非简单的重复。作为封建家族文化代表的康老太爷在小说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在结构谱系及叙事功能上与呼天成们遥相呼应，然而却摆脱了固有结构谱系与叙事功能赋予的类型与限制，即他虽精通儒家文化，但不固守己见、不迂腐清高，而是懂得变通、善于取舍，虽恪守儒教信念，却又旷达洒脱，闪现着儒道合流的文化因子。葆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诚实守信等精神品质的周亭兰很容易使人想起刘汉香这个“圣母”形象，但却没有了刘汉香所承载的那副启蒙与救赎重担，她虽多次力挽狂澜为康家保驾护航，但作者并未将其“理念化”“符号化”。她既有理有义，又有情有欲;既有阴性的隐忍顺从，又有阳性的刚健豪迈;既有“绵羊地”的“气”，又有“河洛大地”的“骨”;既有儒家的仁义，又有佛家的慈悲，是一个活灵活现、可亲可敬的传统母亲，迥异于作者先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李佩甫笔下众多人物儿时的遭遇相同，康悔文与梁五方、李大国们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疼”，他眼中的“寒气”与冯家昌眼中爬满的“蚂蚁”李佩甫：《城的灯》，第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一样是童年的屈辱和创伤，但他不像冯家昌们以叛逆、逃离来抚慰儿时的屈辱与心灵的创伤，而是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洛河河风的熏染与吹拂下恢复了人性与心灵的和谐。这令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何人物一下子清朗爽净了起来呢？

最后，从美学风格上看，作品批判与救赎意识渐次消隐，而建构意图逐渐浮现出来。探究一个家族如何在战乱频频，黄河连年泛滥，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绵羊地”上发展壮大、连富十几代的生存秘诀是《河洛图》的创作动机。李佩甫：《追求平原的“神性”》，《文艺报》2020年3月27日。一直以来，李佩甫的小说创作多是在特定叙事模式中展示人物的生命形态与生存状态，进而展开批判、警醒与救赎，正面建构稍显孱弱无力。如果说从《羊的门》结尾呼国庆朦胧的叛逆萌动，到《城的灯》刘汉香悲壮自残式的创业实践，再到《生命册》吴志鹏终于逃离了“乡愿哲学”也逃离了唯利是图的城市“异化”的宿命，蕴含着李佩甫在“批判”之外所具有的“正面建设”的愿望，黄轶：《批判下的抟塑——李佩甫“平原三部曲”论》，《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那么《河洛图》中这种“正面建设”俨然成为主题所在。

小说中，以周亭兰为核心的康氏家族秉承深厚的“文墨”传统，以“仁信”立身，以一道“霜糖豆腐”菜肴起家，开启了诚实守信的经商之路。长大后的康悔文沿袭“愚直”的康家血脉，践行“留余”的经商理念，发展航运事业，广开门路，以“三千两银子”救仓爷、冒死告发“盗卖仓粮”案、“巧赢赌场”与“以粮换地”等光辉事迹步步为营，使康家的产业从中原向陕西、山东、江南等地四面扩张，不断壮大，日渐兴盛，但也由此成为官衙压榨、兵匪祸害之目标。然而，面对以河务侍郎宋海平为代表的贪官污吏的百般刁难、肆意嫁祸，面对土匪乱党的不断侵扰及以“剿匪”为名驻扎下来的官家军队的设卡抽厘、吃拿索取，康家并未与此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而是斗智斗勇、扶正祛邪，积极抗争、敢于较量，彰显一股“崇德向善、敬恭桑梓、守正不阿、恤民效国的家国情怀”。白烨：《李佩甫长篇小说〈河洛图〉：家族传奇中的家国情怀》，《文艺报》2020年3月27日。静而思之，这不正是李佩甫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而得到的中原大地的“神性”所在吗？

三、“留余”之道：彰显现实的精神图景

坦白说，李佩甫不是热衷于玩味文学技巧的作家，但他之所以始终值得期待就在于“他总是在认真地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总是在不断地对生活进行沉淀、发酵、思考，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对生活新的认识并寻找最好的表达方式，他的创作一向因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并带有浓郁的理想色彩、总能带给读者对于社会生活新的认识而备受关注”。何弘：《现代化进程中的众生命相：评〈生命册〉兼议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河洛图》虽是书写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关怀和忧患当下的职责与使命，而是曲径通幽，是借对历史的再现与还原，来抒写人性的“善”、道德的“美”与平原大地上的生存法则，以彰显写作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河洛图》中，康氏家族之所以能连富十几代，长盛不衰，除了精明能干、敢于冒险、仁信诚实外，最大的秘诀恐怕就在于“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李佩甫：《河洛图》，第188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的“留余”之道了。这是灾难深重、战乱不息又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平原大地上的芸芸众生经历上千年生活磨难后悟出的一个生存法则与生活哲理，也是一种未雨绸缪、以防不测的灾难思维，对于人类的当下与未来都有积极的警示意义。

文本伊始，周亭兰临危受命掌管康家，康老太爷外出另居是“留余”;周亭兰与断指乔暗中往来、背后支援是“留余”;“三千两银子”救仓爷是“留余”;危难之际收养“一品红”是“留余”;“焚烧债券”颐养百姓也是“留余”……所以，才有后文中仓爷的“以死效忠”，断指乔的“夜袭北山口”，“豫剧皇后”的临危救援……这使康家几次在危急关头陷入困境，却又一次次“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可以说，这种“凡事知进退、懂留余，就能在长长远远的日月里，行得久，走得稳”的“留余”之道是康氏家族成就“中原财神”、不败神话的关键所在。而此也构成了文本书写的内在驱力，无论是情节安排、叙事演进，还是人物塑造都可以感受到作者隐匿于文字背后的那種情绪冲动与精神意图。

首先，“留余”不仅是一种经商之道，也是一种为人准则，就是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临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以追求和谐、寻求共赢。《河洛图》中的这种“留余”理念和做法与《羊的门》中呼天成的“种人术”表面上看似乎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实则大相径庭。呼天成以此来稳固自己在呼家堡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与神圣地位，是以失去孙布袋等人的尊严来成就自己的集权统治的。作者如此处理之意图是在集权环境中展示“绵羊地”人的“忍耐顺从”与“有气无骨”，并以此为靶子进而反思、批判。而《河洛图》中的“留余”则不然，它是双方互让一步、各有所利，是人与人之间在互相信任、彼此尊重基础上建立的和谐、中庸式的间性关系，是一种生存法则与处世智慧，是一种合作机制与共赢策略，也是现实中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一种审美外现与理想诉求。

其次，“留余”是一种道德操守与职业精神。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行为来看，作者赋予了不同的人物角色以不同的职业操守，颇有一股理想主义情愫倾注于文本之中。康家经商理财，诚善待人，求财有道，为富有仁，仁信为先;马从龙身为武师，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知恩图报，义字当头;“一品红”尊为“豫剧皇后”，坚守艺道，“戏比天大”;②③ 李佩甫：《河洛图》，第306、216、231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身为守陵人之后的朱十四严格恪守祖上规矩，每逢初一、十五遵嘱守陵，因为那虽是些石人石马，但却是祖先的脸面，正如其言：“盗归盗，守归守。盗的是财帛，守的是念想，也是脸面。”

②就连土匪也是盗亦有道。当周亭兰被逼无奈夜会断指乔请其夜袭“黑无常”解围河洛镇时，断指乔说：“你弄错了吧？你要知道，我可是匪呀。官家的事情，你怎么求到土匪头上来了？你要我夜袭北山口，引官军离开河洛镇，这不是让我引火烧身吗？况且夜袭官军，这可是重罪！”

③可见，《河洛图》中的各色人等，“商也好，农也好，官也好，匪也好，大多都在一个规矩里活着”。赵瑜：《留余，中原文明的一个缩影》，《中华读书报》2020年1月15日。显然，文本如此塑造人物，潜隐着作者的良苦用心与普世情怀。

事实上，《河洛图》中着力彰显的“留余”之道我们并不陌生，它与李佩甫小说作品经常宣扬的“小处为人，败中求活”及“绵羊地”人的“以气为骨”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是对中原文化最为精准的概括，也是中原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存法则与集体无意识。或许，这就是作者站在“康百万庄园”之前，凝神历史深处所探寻到的时间的秘密吧。就此而言，《河洛图》仍是沿着《等待灵魂》《生命册》《平原客》等文本所开启的文学面向与叙事惯性有序滑行。作者对“留余”之道的文學表达，有着深沉的揭示现实的精神愿景，对现实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关系的处理都是一种启示与教谕。可以说，关注现实，书写生活，描绘时代，指涉当下一直是李佩甫文学书写的永恒追求与不变定律，他仍然是一个执着的“麦田的守望者”，李佩甫：《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文艺报》2014年12月5日。力图以自己的文字彰显时代，照亮生活。这，或许正是我们对李佩甫作品始终抱有期待的真正原因。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土地，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如果找一位最能体现中原地域文化的作家，非李佩甫莫属。投身文学40余载，与李佩甫同时代出道的作家要么封笔，要么转移了文学阵地，而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其“绵羊地”上默默耕作，为“忍”和“韧”与“气”和“骨”的地域胎记寻觅着其产生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根底。从成名作《红蚂蚱 绿蚂蚱》到《河洛图》依然如此，无论是描绘现实还是书写历史，流淌在其笔下的永远是对于现实的密切关注与对时代的深挚忧思。作为常识，我们不能苛求作家创作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好，只要每一部作品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面向就应该值得肯定与认可。况且，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与情怀，这期间不仅有诗意与憧憬，更多的是彷徨、忧伤和焦虑。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河南作家的区域文学经验研究”（2019BWX

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18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春民，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