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2019年，我在撰写“当代性”概念进入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语境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时，并没有预料到2020年整个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以及这一灾难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的剧烈震荡。所以，重新考虑“当代性”内涵和外延的建构，以便让其更有普适性和更加适用于中国国情，应该成为我们重新厘定与思考“当代性”价值理念的一个前提。

西方所提出的“當代性”概念与中国语境下的“当代性”概念既有共通性，亦有差异性。但是，经过2020年世界范围内的疫情传播，人类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紊乱、逆转和抵牾，原来从单一到多元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交流话语已经紊乱，甚至连理论家都无法用自洽性理论去阐释现实世界的突变现象，人类面临的是无法从以往的文化理论中寻找到现实世界的答案。意识形态的背离与抵牾，让人类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找不到归属感，友情、亲情和爱情可以在一个相悖的观点中分崩离析。在这场人类浩劫中，可怕的不是瘟疫本身，而是瘟疫流行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巨大裂痕与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灾难性的文化命题，应该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均需积极参与讨论的世界性问题。如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角度去建构具有真理内涵的“当代性”价值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文化与文学命题，也是包括作家和批评家在内的每一个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如何运用伟大的哲学理论来重新认识这个熟悉的陌生世界呢？这不仅是政治社会的大事，也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阐释应该解决的问题。窃以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来解析这个世界的剧变，同时用这样的观念来阐释“我们的时代”的一切文学现象。鉴于此，针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阐释脱离哲学本体的方法论，我认为这无疑是消解了批判哲学对推动历史，也是推动文学进步的巨大杠杆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技术化和庸俗化的后果，就是把思想停留在“物质”的阐释层面，是对哲学“精神”的放弃，这种放弃对我们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当代性”显然是不利的。

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从哲学层面去奢谈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原理及运用方法，我只想就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阐释和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做出一些价值判断，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书籍的零星阅读中寻觅思想的火花，以求从中获得某种意义和方法的启迪，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寻觅一味良方妙药。

一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依靠批判哲学作支撑的，文学批判功能的丧失意味着文学机能的衰退，虽然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却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无法逾越的障碍。回眸百年文学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图景：在苏联，没有“解冻文学”的兴起，就不会有文学的复苏;在中国，没有“伤痕文学”的勃兴，就不会开启中国文学逐渐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从而获得一席之地。批判哲学作为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武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一旦缺少了批判哲学的元素，文学的天空也会因充满轻浮的云霓而变得虚无缥缈。而我们从西方近期建构文学的“当代性”理论框架中寻觅到的核心理念就是，“当代性”超越了“未完成的现代性”中稀缺的“真理性”的外延与内涵，恰恰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观念是高度吻合的。

我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从当下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它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又是充分的“当代性”的哲学政治批判的全方位介入，同时也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与阐释做出的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性介入。显然，这种介入的意义与当下西方阐释学中的“当代性”理论建构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的，这就是“当代性”理论所提出的“我们的时代性”口号的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性”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所以，它不仅覆盖了历史和当下，同时还指向未来，这恰恰就是“当代性”理论至今还有生命力的原因。

毋庸置疑，始于18世纪——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盛行的年代——的“现代性”，在历经200多年后，已经覆盖所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历史及当下的文化时间和空间，当然也在客观效果上淹没了“当代性”概念阐释的影响力，因为那时使用的“现代”时态在英文单词里就是涵盖所谓“当代”时态的。在文学论域内，“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都是指向当下意涵的表述形态，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学阐释。如今，尽管西方的学者力图将“当代性”与“现代性”“后现代性”区分切割开来，以期对“我们的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做出新的阐释，但是许多学者还是将它与“现代性”混用，因为那个著名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论断从骨子里已然把“当代性”的时空概念统统强行收纳进了“现代性”之中，使之成为一个无限延长的文化拷贝术语。也许西方学者一再强调“我们的时代性”含义是指向三个层面：“其一，当代性具有‘我们的时代性，即作者出生以来的这个时代的独特性质。其二，各个时代的文本在‘当前共同存在并进入读者视野的共存性。其三，指不同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一直活着的特性，即生命的存在性。”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第76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但是这种论断的影响往往是微乎其微的。然而，从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乃至世界格局的文化与文学语境的突变来看，这三个层面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理论问题，也是值得探究的现实人文命题，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方法紧紧相连。

无疑，这三个理论层面的前提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时代性”，即“当代性”在文化时空中的定位与定性。我以为，与“现代性”不同的是，西方学者把“当代性”的时间压缩到了“作者出生以来的这个时代的独特性质”这个有限的时空中，就是要强调作者对历史过程的“亲历性”。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当然也包括批评阐释者，并非只是通过文献的转述和他者的描述所得出的结论来对一切“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出描写和判断，“我们的时代性”正是通过作家和批评家自己肉眼看到的东西，经过缜密的思考和选择做出文学的描摹和价值的评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论文章来看，他们都是遵循着这样一种对即时性的事件做出迅速反应的原则。

当然，伊万诺娃所说的“当代”的“不断延异性”的悖论恰恰就是指“现代性”在二战后不断延续的理论弊端：“每一个作者所处的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果他活着的时代称作‘当代，而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叫‘当代性，那么，‘当代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所指内涵的变迁，使‘当代文学内涵与其名称之间存在着悖论。如果二战后期到新世纪末这一段时间属于‘当代的话，那么，这个当代就成了一个无限延伸的东西。”②④⑤ 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第77、82、81、8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在这一点上，我所要强调的则是“当代性”区别于那个不断在延续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用詹姆逊的延伸观点来说，就是“当代性会将历史作为在场的对立面通过共存的机制保证历史的在场性。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性历史，而现代性却是历史的现代性。因此，近年批评家力图摆脱现代性的这种游离性，强调当代性作为活着的正在存在的意义”。

②首先，“当代性”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性历史”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15页，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与我们主张的“当代性”历史观是相似的，但是，其中缺失的则是对现实历史中所涵盖的真理性标准，即主客观世界共存在场的原则。它要弥补的正是“现代性”在启蒙运动中一直运用的那种陈旧的认识论，其所忽略的正是“当代性”论断的核心问题：“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于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

④所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性”在这里才有了“当代性”的哲学意义。将历史作为真理才是“当代性”阐释一切的本质，它所强调的“真理性”不仅涵盖“当下”和“过去”，而且还指向“未来”：“总之，当代性意味着此在生存的连续性在场，是异质、多元、多维度的历史和未来统统聚集到现在的一种并列、交媾、矛盾、变异、升华的连续过程，是作者的当代性、作品的当代性、语境的当代性和读者的当代性共存一个时空体的文学本质与范式的统一。”

⑤正是这种“共存一个时空体的文学本质与范式的统一”，有充分的理由让“当代性”走进当下文学批评对現实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有限阐释”和“无限阐释”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在文学分析时留下的“历史的必然”经典论断的延展与合理阐释。

在“当代性”中需要“力图摆脱现代性的这种游离性，强调当代性作为活着的正在存在的意义”是指“现代性”只是历史的“现代性”，而并不指向“共时性”的当下，更不指向未来，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游离”缺失于真实在场的历史的。它不能像“当代性”那样作为一种“活着”的“此在”进入历史情境中。这也是恩格斯给予巴尔扎克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崇高评价的真正原因。

譬如在中国，我们所指的“当代性”就是指中国百年来所使用的“现代性”，但在“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延长过程中发生了历史背景的突转和文化的不适症后，用“现代性”的观念和方法已然不能阐释当下许多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了。“现代性”虽然没有完全消亡，亦如陈晓明先生提出来的“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但是其理论的再造功能已经逐渐丧失，在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中失去了它即时性判断的优势，于是，寻找一个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术语，赋予它阐释当今时代突发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新内涵和新功能，应该成为我们建构永远“活着”的“当代性”使命的理由。

所有这些实质性问题，我们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中找到可寻的答案。

二

从“当代性”视角来看中国当下的文学形势，我们面临的仍然是两个向度的批判哲学悖论。首先，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具体到文学界，即商品文化泛滥现象已成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对中国文学每一个毛孔的渗透所造成的堕落现象，在30年的积累过程中已然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渗透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品文化的侵袭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与其他意识形态媾和在一起，从无意识层面对人的大脑进行悄无声息的清洗。其次，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文学应该反映“历史的必然”的批判向度在这个时代已然逐渐消逝。在现实生活题材作品中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现实走向，而在历史题材作品中也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脉络，历史被无情地遮蔽也已经成为作家消解生活的一种常态，而文学批评者也在顺应潮流的语境中失语，形成顺其自然、闭目塞听的惯性。

鉴于上述两个向度批判的缺失，窃以为，即使是在倡导“当代性”理论的当下，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对其进行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厘定与整合，甚至是较大的理论改造，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应该是十分有效的构建措施。

其实，只要明确了批判哲学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我们就不会在“当代性”理论的建构上迷失方向，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有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所谓“当代性”就是对介入当下的思潮和理论进行批判，由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靠着批判哲学而取得历史进步的思想武器，舍弃了这个基本点，我们的“当代性”批评与阐释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在咏唱“颂歌”中走向“衰落和灭亡”。唯有清醒的批判哲学才能使我们不断在“当代性”的文化与文学阐释中取得历史的进步。所以，窃以为，“当代性”的建构首先要破解的思想误区就是那种一谈批判哲学就认为是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禁忌的意识，恰恰相反，批判哲学不是要“棒杀”文化与文学的繁荣，而是帮助文化与文学清洗自身的“病菌”，以期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使之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走向未来。最可怕的恰恰是温情的“捧杀”，在一片颂歌声中，文化与文学必定会死在路上，而“当代性”中的“真理性”就被无形消解了。

正如马克思所言：“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从批判哲学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的“当代性”理论，应该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代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否定性的辩证逻辑之上，打破“崇拜”，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暂时的”历史“中间物”，让其在不断批判的辩证逻辑的批评与阐释运动中，去推动文化和文学历史的前行。唯有此，我们的文化与文学才有立于世界之林而获得新生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批判哲学辩证法也是与“我们的时代性”紧紧相连、不可分割的选择义项。

回眸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断“收”与“放”的文学律动曲线使我们丧失了批判精神而失语，文学的衰落与繁荣往往是伴随着批判哲学的进与退而变幻起伏的，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德〕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从文学史发生的客观事实上来看，我们的文化与文学兴衰历来就是在不断批判否定的过程中前进的。当批判哲学介入当下且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无疑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取得长足进步的时代;当批判哲学被消解遮蔽的时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无疑就进入了冰冻的时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对文化与文学史进程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也是连接人伦道德的有机线索，而“当代性”的文本批评与阐释也正是把人性的评价标准作为主要评价尺度的。如何从非人性的教条主义的理论中挣脱出来，正是我们辨别哪种批判是有益的、哪种批判是有害的试金石。由此，我们可以从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思维逻辑发展的嬗变当中看出正确的批判哲学的魅力所在，也可窥见批判与反批判自始至终都是在马克思预设的关乎人的本质的命题中行进的原因。换言之，“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化”是萦绕盘桓在我们头上并充斥着吊诡意味的悖论，比如一生打着批判哲学革命旗号的周扬直到晚年才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彻底的反省，这正是由于其批判哲学思想回归到了人道主义立场上来的必然结果。一声道歉，一个思想的大转弯，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基本原理的回归，又是对文学人性基本价值判断的皈依。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性”的“当代性”所起着的积极批判哲学的效应。

窃以为，一切批判哲学的运行，都是围绕着一个宗旨，那就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质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学方法：“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德〕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文学反映的是人和人性的本质方面的东西，其真善美的艺术追求，就是人性在不断完善自我的道路上前进的过程，人性的道德就是艺术的道德，它同样是在不断扬弃中得到发展和进化的。这就是“当代性”在批评哲学中应该葆有的“真理性”，是使其生命力不断延展的一个必需的历史条件。回顾我们几十年来的文学创作，一俟我们将大写的“人”作为第一描写对象，作为创作者的第一需求，我们的文学必定处于繁荣期，反之，那必然就是衰落期;同样，在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领域内，我们一旦离开了大写的“人”去分析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一切都会成为凌空虚蹈的伪批评，预示着文学批评的堕落期的到来。如何让“批判”“走上了唯一的生路”，这就是当下文学批评无可选择的有效途径，也是“当代性”理论建构的必然条件之一。“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并不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的幻觉。“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否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道路走下去呢？这同样也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世纪之问。由此看来，“当代性”中的“活着”的检验标准，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批判哲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阐释领域里的翻版。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一切否定批判哲学的理论都是背弃了认识世界合理性前提的伪逻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之所以还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当时马克思运用“当代性”方法的介入，才使他的理论占有了历史，高居了当下，通向了未来，其批判的核心理论成为推动一切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我的理解就是：一切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文化与文学，不可能离开人对自然（这个自然当然囊括物质文明的发展）的不断深入的认识，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过程中要把人对世界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我们绝不可以将人对世界的认知停滞在旧有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躲在僵硬的理论躯壳里，向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进程发出濒死的哀号。正因为“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割裂了人的“灵与肉”的关系，在“唯灵论”的魔圈里徘徊，所以它才是最忌讳批判哲学的幽灵。而我们主张的“当代性”正是在生命的审美中获得人的自身的解放，“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是“当代性”建构不可或缺的辩证组合元素，缺一不可。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不断发展基础上的哲学，它是为大写的人而准备的具有“当代性”价值的思想武器，起码它是最适用于文学批评与文学阐释领域的逻辑理论。

就我力主“当代性”所涵盖的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三要素而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阐释原则的借用，围绕着这三个要素展开批评与阐释应该是不二选择，这三个要素同时也应该作用于文学创作。

三

也许我们对这三种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里提取的“当代性”元素还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运用在中国文学批评与阐释之中还不太习惯，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和评论家早已弃之如敝屣了，因为它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往往会被文学史上历次政治运动的雾霾所遮掩，而如今的年轻批评家和评论家已习惯了为文学唱颂诗的写作模式，至多就是板着面孔玩一些中产阶级的貌似公允严肃的情调，在遍地颂歌的旋律之中，一俟有了不和谐的批判声音，他们就会觉得刺耳，如果像马克思所持有的那样尖锐和直接的批判态度，恐怕就会招致非议和不屑，认为这是冬烘先生的旧账本。殊不知，马克思早就预言：“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许，“清算”“批判”的理性加上“愤怒”“揭露”的感性而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的批评方法还不适应于我们的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氛围，几十年来的文学批评阐释轨迹从来就不以这样的方法作为批评与阐释的坐标，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切人文学科都是以“大批判”为主导，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语境中，这种批判哲学才被歪曲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后来成为被人们所诟病的批评方法。然而，我们切不可因为这种批判哲学的方法被某种专制权力利用过，就弃之如敝屣，而放弃了使用最有活力的批判哲学的批评方法。正是因为有人把某一种理论当作“永恒的真理”，而不是在“永恒理性的深处”去不断发现随着时空变化而发展着的“真理”，所以才把真理庸俗化和专制化了，以至于在文学批评与阐释的领域内消弭了尖锐的批评阐释风格。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其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永恒的理性”，唯有此，我们才能在“当代性”的语境中不断发现真理，修正真理。

我们重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就是要去除那些到处都可以见到的隔靴搔痒式的温情主义文学批评与阐释，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犀利而绝不留一丝温情的批评与阐释取而代之：“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生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我们的“当代性”理论的建构也正是把那种建立在消费主义之上的理论作为当下的批评对象加以批判的，建立一个从启蒙主义就开始的人类正确的价值体系，它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是“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生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从来就不是那种遮遮掩掩、浮皮蹭痒的批评，而是一针见血地痛陈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弊病，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至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虽然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尚需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但是，严厉抨击“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成为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主旨，对于“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现象的揭露，无疑也是在“我们的时代”中需要警惕的问题，是将其置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哲学批判重要位置的价值理念。

更需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犀利尖刻的批评文风，体现出的是一个持有批判哲学态度的批评者应有的措辞和文风。这种文风没有丝毫的遮掩和扭捏作态，它们是“匕首和投枪”，处处命中要害，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德〕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成为“别人的奴隶”是我们文学批评的常态，而成为“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的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这种习焉不察的行为却不被人们提及和批判，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舍弃的正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五四“人的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和批判意识，也就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渐行渐远了。我们的“当代性”理论建构就是要恢复这样的批评与阐释的时代风格。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已经过时了，但是仔细厘定，那种资本主义在进步过程中残留的病毒仍然在我们社会的肌体中存在，只是被另一种社会矛盾掩盖着，不被一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注意，而我们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们也没有从社会的感性层面充分地体味到它们存在着的巨大潜能，我们不能即时性地发现现实世界所需要的真理，也就无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去有效地创造新的真理，这就导致“当代性”理论中的“真理性”成为缺席的审判者。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所说的那样：“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所有的这些批判的义项，都是“当代性”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但它不仅没有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得到充分的展开，也没有在我们的文学批评领域得以充分的发现和使用，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缺少的就是那种一针见血的批评文风，一个被温情主义包围的文学批评王国，且又缺乏批判功能的主体性，能指望它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文学批评来？

四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本质的批判至今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尤其是在人类遭受了空前的瘟疫灾难的时刻，我们更加感受到了它的有效性。虽然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其中的某些局部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是其大部分理论还保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如它对当下世界社会体制始终保持批判的态度，仍然对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马克思的名言是照耀着过去黑暗王国的火炬，今天仍然是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社会批判立场的指南：“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德〕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这一段充满着激情的精彩绝伦的说辞，不仅是哲学批判的方法论，也是我们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最高法则，更是“當代性”文学批评的准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针对的是腐朽的官方旧制度，言辞激烈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何针对我们自己文学体制中的弊端，尤其是一个特殊的文学领域中的种种疾病，马克思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我认为，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哲学的方法与态度是可以为之纠偏的，只要批判者并不是以颠覆什么为目的，善意的批评往往采用的是最严厉的批判态度，这样反而能够达到批判的预期效果，切不可用狭隘阴暗的心理去对批判者进行构陷，尤其是政治上的构陷。总之，“灰色”是有益的色彩，而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才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所要抵达的目的地。我们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首先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是学理性和学术性层面的批判，而非以人身攻击、颠覆社会机制为目的的攻击性言论，这显然也是“当代性”文化与文学阐释的要义。

毋庸讳言，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实质”呢？对照马克思所说的当时德国的情形，我们应该有所反思：“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且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里对鲍威尔的批判有多少理性逻辑的合理性，因为鲍威尔高扬人的主体性，强化人是“自我意识”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髓是并行不悖的理论建树。人民创造历史与消极的“群氓”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里的许多观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无神论者的名义宣判了那种“通过变‘批判”而达到篡改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思辨唯心主义“唯灵论”之目的的险恶用心。而在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界，难道没有出现这种唯心主义的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上去抨击鲍威尔的“唯灵论”的，去“救世主”心态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重要理论元素。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最适用于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武器：“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德〕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我们且不论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其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他当时无法预见的种种问题，但是，其共产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等式，正是把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现实化的一种表现，这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性”视域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种参考方法。文学是理想主义的，但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它可以折射大千世界的本质，但不可否认，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理想世界的投影，离开理想主义情怀，文学就会变成僵化死板的社会学陈述报告或灰色的哲学理论。而文学批评与阐释一俟离开感性的认知与表现，坠入理性思维的无底深渊，缺乏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元素的介入，就会成为枯萎的落叶。所以，它必须是二次重构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人道主义”原则下在异化了的人之后涂上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的复归”。

总之，作为政治预言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进行的预测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具有借鉴意义。当然，对法国大革命和英美的“光荣革命”优劣的评判，也许经过历史的检验，会得出并不相同的答案来，但作为文学批评者与阐释者来说，我们似乎更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哲学中显示出来的那种人道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理念：“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机器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段近乎文学描写的论述中，恩格斯用文学语言形象地洞穿了资本世界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当然，无论哪种革命都是会导致同样的后果，但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控诉这种“革命”的后果，就有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意义，生产方式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它所产生的社会弊病却是最让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的景象;女工、童工劳动时间的延长;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解体。这种由先进的生产力带来的“污秽和血”，却是历史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我们的“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描写中也重复着这样的主题内涵，但又有谁能够像恩格斯那样从理性的高度来进行哲学批判层面的批评呢？无疑，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那句名言：“恶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然而，一切革命的目的却是为了最后消灭等级制度，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许，许多革命导师对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估计不足，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及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将克服这种社会的弊病作为社会进步的努力目标。而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阐释就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如此之高：“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无疑，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可以克服作家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不足与偏见的良方，而就是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在我们的文学批评领域内却是一种艰难的命题。一个批评家和文学的阐释者如果能够为一个时代唱出“一曲无尽的挽歌”，那就是最荣耀的时刻。现在的英国社会就是缺少狄更斯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现在的法国再无巴尔扎克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豪;现在的美国缺少的正是被称为“美国的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那样的小说家;现在的俄国再也不见批判现实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面影;而我们也失去了鲁迅这样的先驱者。人类不能没有这样批判哲学的引航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标举他们的大纛，看取这个意识形态巨变的时代。

更值得玩味的是，恩格斯对于“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是有远见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后的工人阶级在步入20世纪时重蹈覆辙的堕落，他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最后关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堕落：“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令人失望的结果呢？其答案是一道难解的世界性的社会政治悖论。但是，文学却能够将它再现和表现出来，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也许，这样鲜活的历史档案尚需后人在不断的阐释中，让其在显影的效果里获得复苏。反观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阐释，在我们的文学长廊中，有这样的艺术形象矗立其间吗？无疑，阐释这样世界性命题的重任已经落在了“当代性”阐释者的手中，我们以怎样的价值观来回应这个面临巨大灾难的世界呢？！

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理论和方法，呼唤批判哲学的文学批评与阐释，也许是拯救“我们的时代”文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具有全新意义的“当代性”的前提。作为“我们的时代”文学批评与阐释学更新换代的方法论，如果我们能够汲取前人理论的经验，从中寻觅出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我们就没有理由对文化与文学的语境失望。

【作者简介】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