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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建构以吴君、盛可以、蔡东为例

2021-11-17贺江

当代作家评论 2021年1期
关键词:深圳文学生活

考察深圳文学40年的创作成就可以发现,女性文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就参与了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建构,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小说中的令凯是位极具个性的现代女性,她潇洒自信,独立自强,将特区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常說的那句“你不可改变我!”也成为冲破藩篱、追求新生活的象征。到20世纪90年代,缪永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深圳“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也参与了以林白、陈染、海男为代表的“私语化写作”的潮流,但一直被批评家们所忽略。21世纪以来,深圳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比如吴君、盛可以、蔡东、弋铧、刘静好、宋唯唯、旧海棠等,她们参与了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建构,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吴君的《亲爱的深圳》、盛可以的《北妹》、蔡东的《星辰书》等。

一、“属下”能说话吗?

1991年,吴君在《花城》第2期发表中篇小说《太平园》,由此登上文坛,除了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写的是老家东北的人和事,她其他的作品全都是以深圳为背景的。吴君长期住在宝安,这里曾是深圳的关外,也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诞生了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等“打工文学”经典文本。而且以王十月、叶耳、曾楚桥、戴斌等打工作家所租住的宝安“三十一区”城中村为中心,形成了“打工文学”聚集地。“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命名并没有得到批评界一致认可,相反,以外来务工者、城市底层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底层写作逐渐浮出水面,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家的关注。吴君是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她长期关注深圳底层人的生活,尤其关注那些外地到深圳打工的“异乡人”,先后出版了《亲爱的深圳》《二区到六区》《皇后大道》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还有表现宝安万福村40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万福》。

吴君的小说世界以深圳为中心,常将深圳的关内与关外视为两种对立的世界。关内和关外是一个历史概念,关内包括南山区、罗湖区、盐田区和福田区,而关外是指经济特区以外的深圳辖区。关内和关外之间曾有一条人工修成的铁丝网(现已拆除),从关外进入关内需要经过边防检查站,非深圳户籍者入关需要办理边防证或深圳暂住证。吴君有多篇小说描写到关内和关外不同的世界,很多外来务工者把进入关内看看国贸大厦和深南大道当作“深圳梦”。在《亲爱的深圳》中,李水库来深圳是为了将老婆程小桂劝回家生孩子,但程小桂并不想回家,还给李水库介绍了工作,让他在深圳落下脚跟。《二区到六区》也是一个典型的“关内关外”的故事。在郭小改和徐森林看来,关内代表着繁荣和富裕,而关外代表着进入深圳的“前站”,是靠近梦想最近的地方,于是二人义无反顾地来到关外投奔好友“我”。然而无论关内关外,在看待非深圳本地人时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那些从全国其他地方,尤其是从偏远贫困的农村走出来的外来务工者,在深圳本地人眼中就属于“外来者”,由此,深圳与非深圳本地构成了另一种对立世界。尤其是这些“外来者”中的女性,被冠以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北妹。这样,外省女性北妹又和所有的男性构成一种二元对立世界。吴君小说表现的重点是这些北妹们在深圳的生活,她们处于这三种对立模式中的最底层,也就是“属下”阶层。

“属下”(subaltern)的概念最早来自葛兰西,他在《狱中札记》中用“属下”指意大利南部的底层农民。斯皮瓦克借用了这一概念,引申为那些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无法言说自己的群体。斯皮瓦克认为“这种知识暴力所标识的边缘(人们也可以说是沉默的、被压制而不出声的中心),处于文盲的农民、部族、城市亚无产阶级的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们”②④ 〔印度〕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118、157、125页,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都是“属下”阶层,而“属下不能说话……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知识分子肩负一项受限制的使命,对此,她绝不能挥手否认”。②吴君的小说为这些“属下”阶层发声,也建构着深圳文学新的“女性话语”。

“属下”能说话吗?吴君笔下的北妹大都无法发声,她们卑微地活着,既要忍受生活的重负,也要忍受男人的压迫,她们顽强、努力,但大多逃不掉失败的命运。在《陈俊生大道》里,怀孕的刘采英去深圳宝安探望丈夫陈俊生,她看到丈夫的床上有一本沈从文的书,先是沉默了一秒,然后低着头对陈俊生说:“你不会不要我吧?”吴君:《陈俊生大道》,《二区到六区》,第11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在刘采英看来,丈夫能够看自己看不懂的书,有文化,又在深圳打工,和自己的差距越来越大,她不由得产生“要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她总是沉默着。在《复方穿心莲》中,方小红嫁给了深圳本地人,还生了一个女儿,实现了北妹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嫁给本地人。但她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丈夫出轨后,她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在《深圳西北角》中,王海鸥通过在深圳的打拼,终于挣到钱,在关外开了一间美容店。当她寄了2000元现金支持村里的小学时,竟被拒绝,原因是村里人嫌她的钱脏,说是她做不正经生意得来的。而在《亲爱的深圳》中,程小桂比丈夫先到城市,先适应了城市生活,还为丈夫谋得一份工作,因此,在丈夫李水库面前获得了话语权。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们的夫妻身份,程小桂与丈夫约法三章:不能在公共场合打招呼,不可以随便拥抱,不干涉各自的生活。程小桂终于改变了“属下”的角色,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但丈夫在适应了城市生活后,很快地又占据了主动,虽然他也依然处于社会底层,但在夫妻关系上,他再次凌驾于程小桂之上。

斯皮瓦克指出:“性别的意识形态构建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

④“属下”无法发声,也无法为自己代言。在吴君这里,北妹是被定义的角色,她们无声无息,一遍遍地重演“属下”的命运。吴君为这些打拼着的北妹们立像,也为深圳文学贡献了新的“女性话语”形象——被压抑的女性打工群体。

二、美杜莎的笑声

盛可以具有极强的女性意识。她关注女性,书写女性,表达女性的世界,讴歌女性的自由,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北妹》《道德颂》《息壤》等。李敬泽认为:“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粗暴的力量。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

李敬泽:《〈北妹〉阅读者言》,《北妹》,第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在我看来,这种本质就是女性的存在之道,她是埃莱娜·西苏所期待的作家——“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⑤⑥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03、195、18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在盛可以众多的作品中,内容涉及深圳的只占一小部分,但它们也参与了深圳“女性话语”的建构。具体来说,盛可以的深圳小说包括3部长篇小说《北妹》《无爱一身轻》《水乳》,6部中短篇小说《Turn on》《钢筋蝴蝶》《硬伤》《成人之美》《也许》《镜子》。盛可以的短篇小说《无爱一身轻》是关于男人性器官“研究”的小说,她后来的同名长篇小说《无爱一身轻》和这部短篇小说没什么关系。长篇小说《无爱一身轻》中虽然也没有直接提到深圳,但有很多地方都有深圳的影子,比如朱妙和方东树关于所生活城市的描述与评论,很显然就是深圳。另外,《钢筋蝴蝶》和《镜子》是同一部小说,《镜子》是《钢筋蝴蝶》的“修订版”。盛可以还有一些作品写底层的生活,比如《中间手》,但由于无法确定故事的发生地,本文并没有将其纳入深圳文学的范畴。尤其是《北妹》为深圳文学创造了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钱小红。

钱小红是深圳文学的“冒犯者”,“她是原生态的、野生的、本质的、粗粝的、生机勃勃的生命呈现”。盛可以:《〈北妹〉再版后记》,《北妹》,第28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五四以来,中国底层女性的形象大都可归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类,以祥林嫂为代表。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地位有所上升,但底层女性依然摆脱不了传统家庭的束缚。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底层女性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寻找新的生活,但即便进了城,她们依然举步维艰。盛可以的小说描写了这些去深圳务工的女性们,她们有的希望通过嫁给城里人,拿到城市户口,来改变卑微的处境;有的希望能够挣到钱,改善生活。钱小红和其他的北妹们不一样,她自信、坚韧、真实、鲜活,她下过工厂,做过洗头妹,当过宾馆服务员,也在医院打过杂,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她都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更为关键的是,钱小红有着“带电的肉体”,她不压抑自己的欲望,也能冲破传统道德观的束缚,敢于“冒犯”不合理的生活,为自己活着。

钱小红是盛可以身体写作的典范,呈现出埃莱娜·西苏所说的“她的肉身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⑤盛可以的身体写作与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有所不同。在盛可以笔下,钱小红并没有躲在自己的闺房里,在镜子里“审视”自己。她生活在开放的社会空间里:工厂、街道、宾馆、医院。钱小红也不像卫慧、棉棉笔下的女主角频繁地出入酒吧、咖啡馆等各种高档场所。钱小红是底层外来务工者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她拥有“充满欲望”的身体,并接纳自己的欲望。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我的欲望创造了新的愿望,我的身体懂得前所未闻的歌。”⑥盛可以通过对钱小红的书写,开拓了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新空间。

盛可以善于写身体,更善于写女性的身体。在《息壤》中,盛可以将几代女性的命运集中在“子宫”上。在短篇小说《手术》中,唐晓南的左乳长了纤维腺瘤,需要做手术,盛可以描写了唐晓南做手术时的身体感受,用身体来“述说”爱情的酸甜苦辣。在《北妹》中,钱小红的身体特征特别突出:乳房硕大无比。小说的结尾,钱小红的乳房不断膨胀,连身体都支撑不住了:“钱小红把乳房搁在栏杆上,一直望到那辆载着李思江的车屁股消失。她吃力地用双手先把左边的乳房抱下来,再把右边的乳房抱下来,忽然身体失去平衡,随着右乳房的重量倾斜,钱小红跌倒在地,压在自己的乳房上。”盛可以:《北妹》,第27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沉重的乳房是一种“变形”,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在邓一光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也看到过类似的“变形”,主人公变成了一匹马,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妻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起舞。邓一光借“变形”来讲述城市的重压与精神的突围,盛可以则借“变形”来讲述生活的重负与女性的出路问题。他们都开拓了深圳都市文学的情感深度,尤为难得的是,盛可以的女性意识借钱小红的身体,将“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另外,通过对钱小红身体的不厌其烦的叙写,盛可以还创造了一种狂欢化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改变了传统女性“被观看”以及“被窥视”的命运,使女性成为自己的主宰者,尽管卑微又弱小,但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新的语言形式进一步丰富着深圳文学的“女性话语”的空间,将陈腐的、充满等级的、花言巧语式的语言摧毁,增强了深圳文学语言的表达深度。

三、“为我们的存在”

吴君和盛可以筆下的女性大都游离于深圳生活之外,尽管她们很努力地试图融入深圳,渴望在深圳生根,但依然“漂”在城市之外。吴君有多部作品以“药物”来命名,构成“药物系列”小说:《复方穿心莲》《扑热息痛》《福尔马林汤》等。在《复方穿心莲》中,方小红好不容易嫁给了本地人,但家庭很不幸福。在《扑热息痛》中,夫妻俩要通过爬电线杆“自杀”的极端方式,来争取他们的合法权益。在《福尔马林汤》中,程小桃渴望嫁给本地人,喝上地道的广东靓汤。“药物”是一种隐喻,说明这些打工妹身体上或精神上“生了病”,需要吃药治疗,但这些“药物”又没有很好的疗效,只能让服药者更加痛苦。同理,盛可以笔下的身体(乳房)也是一种隐喻,盛可以一方面通过身体叙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充满肉欲的底层打工妹;另一方面,也通过钱小红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乳房),表达了她在深圳的艰难处境。

蔡东的深圳书写却很不一样,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在深圳安了家,有安稳的工作和生活,但她们都面对着生活的各种挤压,渴望逃離,渴望过上“我想要的一天”。但她们的逃离并不是逃离城市,也不是逃离生活,只是暂时性地躲避,让自己喘口气,然后继续努力地生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深圳作家女性书写的一种变化,即从之前的苦难书写、底层书写,发展为日常生活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并不排斥苦难,但没有疾恶如仇或歇斯底里的苦难,而是将目光聚集于身体的疲乏与放松、精神的困顿与欢愉、生活的挣扎与解脱。蔡东在《我想要的一天》创作手记中说:“我关注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的困境,而是日常生活的悖论和近乎无解的精神困局,任何时代,任何境遇,当内心丰盈的人停下来反思,就会有困惑,就会有怀疑。”蔡东:《我想要的一天》,第22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正如列斐伏尔所说:“通过揭示日常生活的双重性: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日常生活批判会有助于提出和解决生活本身的问题。”〔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209页,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蔡东通过对深圳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参与并建构了深圳文学的“女性话语”。

深圳一直是蔡东书写的重要内容,从早期的《毕业生》《天堂口》到最近的《伶仃》《来访者》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蔡东笔下深圳的变化。早期作品中,蔡东对深圳的直接描写较多,比如《天堂口》讲述了女孩王果来深圳找回爱情的故事。小说对深圳的描写随着王果的情绪变化而变化。初见深圳,王果认为深圳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男人”;当四处碰壁后,深圳又变成了“干瘦的男子”;而最终,王果认为深圳是“天堂口”——“深圳不是人的天堂,只是天堂入口,我们站在天堂口往里张望,水晶琉璃,华艳夺目”。蔡东:《木兰辞》,第9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王果最终寻得爱情,也证明了深圳并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城市,这和欲望化写作完全不同。蔡东小说的格调带有城市的步调和气息,带有深圳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和姿态,但观察蔡东近期的深圳写作,我们发现了一些变化。蔡东不再花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座城市,也不再给这座城市下断语,而是更多地关注城市的细处,表现城市的日常。这体现了蔡东写作的进步,也体现了蔡东的自信。她已经不需要借助城市坐标来表现城市生活,而是通过描写个体的日常生活来表现当下的城市面貌。在《伶仃》里,卫巧蓉去某座海岛跟踪丈夫徐季,她以为丈夫的离开是因为有了外遇,但观察的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徐季只是想一个人安静地生活,与世无争。蔡东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卫巧蓉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这种平凡普通又有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卫巧蓉发现了生活的意义,找到了作为女性的自我主体性。

蔡东曾说:“所谓日常,不就是由许多个不轻不重、可以忍受的小折磨组合而成的吗?”蔡东:《照夜白》,《星辰书》,第11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她善于写日常生活,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揭示女性的困顿与挣扎。日常生活充满着异化的力量,充满着压抑和剥夺。列斐伏尔认为:“人被他自己的社会产品拖累,与自己分裂,与大自然分裂,与他自己的属性分裂,与他的意志分裂,去人性化。”〔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166页,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因此,“日常生活的关键研究会揭示如下冲突:最大化的异化和相对的去异化”。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第293页,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面对一个被异化的现代社会,面对技术和消费文化所裹挟的现代都市,蔡东用自己的书写去消解这异化的世界,试图重新构建一种健康和谐的日常生活。在《希波克拉底的礼物》中,蔡东虚构了一个由人工智能控制的未来社会,这里的人们都很理性,可以通过购买来升级自己的“理性”,接受人工实验,植入芯片,将感性剪除。黛西一直不能接受没有感情的婚姻生活,也反对丈夫进行全方位的“理性改造”,但黛西不仅没有成功,连自己的“情感”也被消除。在《天元》中,何知微顽强地抵抗商品文化的侵入。她爱好围棋,喜欢写诗,抗拒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尤其反对庸俗的成功学。地铁里“一步制胜”的广告牌,商业楼盘上的“天元”广告,都让她不胜其烦。她像个城市冒险家,将地铁里的广告牌摘下,象征着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的反抗。这种行为也影响到她的男友,他们一起踏上“去异化”的道路,为平庸的城市生活赋魅。

仔细分析蔡东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她表达了日常生活中的“为我们的存在”。阿格妮丝·赫勒认为,日常生活越是异化,要创造“为我们的存在”就越是困难。对现代人来说,“为我们的存在”“包含有面对着世界的冲突,对过去的持续超越,不断迎接新挑战,以及个人在这一进程中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与伤害,一言以蔽之,它也包含着不幸”。

⑤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289、290页,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蔡东用日常生活写作重新构建了日常生活,她笔下的女性大都独立、隐忍、善良、向上,充满着生活的热情。她们也饱受生活的打击,也遭受家庭的危机,甚至还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她们最终重新发现了生活,发现了生活的艺术,“在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实体”。

⑤与此同时,她们热爱自己的丈夫,追求男女平等,更渴望男女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蔡东的两性观是和谐的两性观,正如孟繁华教授所言:“蔡东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可以期待的文学新力量,而且她是如此健康。”

孟繁华:《幻灭处的惨伤与悲悯:评蔡东的小说》,《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总之,蔡东关于日常生活的写作塑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树立了健康的两性观,为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清风。

【作者简介】贺江,文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薛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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