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光 姜溪海

每至历史洪流的凶险处，文学无用论与文学工具论这对文学功利主义诞下的双胞胎往往会魅影般浮出地表，以某些滑稽的方式侵蚀着文学的名声。作家过于急切和盲目的创作实践也许不是文学介入现实的最佳途径，深入的反思反而更能彰显其公共性。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有关瘟疫文学作品的重读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引起积极讨论，证明疫情下谈论文学并非是一件“残忍”之事。瘟疫从未真正彻底远离我们的文明进程，当然也从未缺席过我们的文学史，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涉及瘟疫或以瘟疫为背景展开的叙事文学并不鲜见，更早的如《山海经》《淮南子》《庄子》，后来的《博物志》《神仙传》《搜神记》《冤魂志》《世说新语》等。此后笔记、小说中瘟疫的影子时有闪现。比如《水浒传》即以京城大疫为开篇展开故事，但其大疫情节在小说中不过如一种定场诗般存在，无关主旨。其他作品中，瘟疫仅偶有涉及，并无太大的叙述功能。所以严格意义上，以瘟疫为主题和主体的文学叙事在古代中国非常少。据统计，中国古代文学以瘟疫为主的只有笔记小说中的个别单篇，如《夜雨秋灯录》中的《麻疯女邱丽玉》，以及《聊斋志异》《新齐谐》《夜谭随录》中的寥寥数篇，长篇作品则付阙如。（见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即使这寥寥数篇也主要是将瘟疫作为情节展开的需要，并非集中于瘟疫本身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瘟疫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