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共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3期）

史学是民族文化之魂，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有无直接决定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发达程度。在地中海周围的众多文明中，唯有希腊人和罗马人创建的文明进入了有史学的文明这一行列。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显然是这一精神家园建设的先行者。那么，他们所开创的史学是同源一流，还是两源两流？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又在哪儿？如果搞不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很难理解古典史学在西方史学乃至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本文力图从古典史著的撰写特征入手，以学术溯源的方法来辨析西方古代史学之源流，以求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新的解释。

一

为了搞清西方古代史学之源，我们有必要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行文原则、撰写风格作一系统考察，以便更好地确定希罗多德《历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者之间的关系。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斯人，出生于古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接地区——小亚细亚的卡里亚。卡里亚属于波斯帝国。据拜占庭学者苏伊达斯载，希罗多德曾在萨摩斯钻研爱奥尼亚方言，撰写了一部九卷本的历史。很显然，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时所使用的是爱奥尼亚方言。而修昔底德，雅典人，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所使用的则是雅典人所用的阿提卡方言。爱奥尼亚方言和阿提卡方言虽同为希腊语，但它们属于两大完全不同的方言体系。

就史著的撰写类型而言，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使用的是“στορία”，意为“探研究诘”，即通过调查、考察等方法来揭示真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叶，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就用“στορία”来认识地理、民俗及相关的自然科学。他们已经意识到，通过“στορία”，能够探究事物的真相。希罗多德是第一位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人类事务研究的人。“亲闻”“亲历”是成就希罗多德《历史》的前提；口头证据是希罗多德立论考证的基本史料。希罗多德探究的既有波斯的扩张过程，也有被波斯征服地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与民情民俗。他展示的显然是“亲闻”之真和“亲历”之真。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使用的则为“συγγράφω”，属于“整理、搜集和撰写”这一类型。“亲见”是修昔底德叙事的重要前提。修昔底德一再强调：“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其事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古典学者琉善认为：修昔底德是史家崇高的典范，琉善所依靠的根据和理由也就是修昔底德所赞同的目击材料之真与他所追求的“亲见”之真。

就史著的写作目的而言，希罗多德是保存记忆，让人类的头脑记忆变成文字传播记忆，从而“不使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随时光的流逝而遗忘人间，不使某些由希腊人、某些由异族人创造的丰功伟绩失去光泽”。正是希罗多德把史学家从舞台的背后推向了前台，使之成为丰功伟绩的保存者和评判者。

修昔底德撰史的目的是想充分反映人的行为，把历史的真实展示给大众。修昔底德坦承：“我这部没有奇闻异事的史著，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那些渴望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的人，那些渴望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人类的常理——将来某一时期会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再次出现的人，认为我的作品是有用的，我就心满意足了。”随着传说和神喻退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求真也就成了修昔底德史著的最大底色。

就时间意识而言，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以波斯扩张的次序为叙事主线，时间概念相对清晰但不具体。在整部《历史》里几乎看不出时间连续性方面的自觉和意识。在叙事过程中，希罗多德常常以故事的逻辑来展示时间的先后。只是到米利都暴动后，希罗多德的时间线索才变得更为系统。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把时间主要锁定在当代史，而且严格按照夏、冬季计时述事，基本上立足于自己的时间框架。时间的连续性和叙事的统一性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在修昔底德看来，“‘现在’则是了解过去的基础。了解‘现在’就能够了解人性的作用，‘现在’的经验可以为将来所用（尽管还不能肯定具体如何使用），或者是开启过去的钥匙。……‘现在’是人们可以获取相可靠信息的唯一时间”。时间概念的确定是历史学成为独立之学的重要标志，但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各自的时间设定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就对演说的关注程度而言，希罗多德的《历史》很少使用演说；修昔底德的作品则使用演说极多，代人立言的痕迹非常明显。修昔底德自己也承认，他援引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演说词大大地增加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篇幅，同时也遭到了后世学者的不断批判与诟病。

就探因和求果的关系而言，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先对事实求真，后根据事实探寻原因。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头就声明，“这里展现的是哈里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探研究诘的成果”，“除此以外，还特别涉猎了双方之间发动战争的原因”。这种先求真后探因的模式，也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切合自然的考察方法。

修昔底德撰史的手法是先述原因后从原因的解释中导出具体的事实。在修昔底德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存在于当时政治局势的结构中，存在于斯巴达和雅典利益的根本冲突里，是“雅典人势力的壮大，引起拉西第梦人的恐惧，从而导致了战争”。很显然，在修昔底德眼里，导致战争的主因是“μεγάλους”和“φόβον”，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为突出雅典与斯巴达的权力之争，修昔底德首先把他认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陈述于序言之中，然后再用大量的篇幅来补证他所述原因的合理性。这种编纂手法，很容易给人产生一种印象，即：修昔底德在正文中所述的许多史实，都是为其真实原因服务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与“στορία”的撰写原则相矛盾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无论在撰史风格方面，还是在学术特征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刻意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放在同一传承系统内思考问题是不合适的。

二

为什么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间会有这么多不同？除了个人天赋和撰写习惯以外，显然还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学术渊源以及他们承传的学术道路有密切的关系。

莫米利阿诺认为：“希罗多德之前没有希罗多德。”这话的意思是说：希罗多德没有学术传统。实际上，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希罗多德所使用的“στορία”，并非希罗多德所创，而是在希罗多德以前就已存在。“στορία”的传统是探真相、寻本源。最先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毕达哥拉斯等是使用“στορία”来解决问题的佼佼者。他们都是希罗多德的前辈。希罗多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这种原先只应用于自然科学探究的方法，首先应用于人类事务的探究之中，应用于具体的波斯扩张史的探索之中，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研究的新纪元。

修昔底德使用的“συγγράφω”也非修昔底德所创。据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研究，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萨摩斯岛的欧戈昂、普罗克尼苏的戴奥库斯、帕罗斯岛的欧德摩斯、凡吉勒的达摩克勒斯、米利都的赫卡塔爱乌斯、阿尔戈斯的阿库西拉乌斯、蓝普萨库斯的卡戎和卡尔凯敦的梅勒萨戈拉斯等就用“συγγράφω”的方法从事过史著的撰述。这些都是修昔底德的前辈学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出生又活到修昔底德时代的学者中，有莱斯博斯岛的赫拉尼库斯、席格乌姆的达玛斯特斯、开俄斯岛的色诺麦德斯、吕底亚的克萨努斯等，也是用“συγγράφω”的方法来从事历史撰述的。

在史学家狄奥尼修斯看来，这些学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撰史风格皆为“συγγράφω”，而不是“στορία”；他们有类似的选题原则，能力也差不多。其中有些写希腊人的历史，有些写独立的、互不相属的异域城市史。他们有相同的目标，记录包括一些年代久远的故事，以及一些在今天看来很愚蠢的戏剧性传说；同时也有相同的修辞方法：清晰、通俗、纯粹和简洁，既合乎事件的有序发展又不矫揉造作。

修昔底德晚于这些人，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开头，修昔底德就指出，他用的是“συγγράφω”的撰史方法。他不但承继了这种方法，而且还对原先的“συγγράφω”方法有了新的超越。这些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对象过程完整；二是尽量采用“亲见”的方法，确保整体性叙事的真实性。

事实表明，从事“στορία”的希罗多德与从事“συγγράφω”的修昔底德不属于同一学术渊源。他们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流派。修昔底德不可能是希罗多德的承继者。古希腊人的史学是多元发展，而不是单线演进的。

19世纪以来，也有学者意识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者之间的不同，提出，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上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继承人。更有学者在否定修昔底德是希罗多德继承人的同时，断言：希罗多德没有任何后继者。对于前一种观点，我们认为有它的合理性。但对于后一种观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西塞罗所说的关于希罗多德是“历史学之父”的论断就没有了价值。没有“历史学之子”的“历史学之父”是不存在的。其实，不是希罗多德开创的历史学无子，而是后人找错了地方，没有找到传承的线路，没有找到传承的对象。希罗多德的“στορία”分别在两条线上传承：

第一是在对自然现象的考察上传承。主要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亚里士多德的《对动物的探研究诘》、特奥弗拉斯图斯的《对植物的探研究诘》和普林尼的《对自然的探研究诘》等。“στορία”一直在对自然的探研究诘上扩大范围，丰富内涵。

第二是在对人类过去事务的探研上传承。希罗多德是把“στορία”应用于人类事务上的重要开拓者。在希罗多德时期“στορία”虽然还没有“历史学”的涵义，但它已具有历史学的相关特征。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里士多德又把学者对人类事务进行“στορία”的学问，赋予了“历史学”的内涵，并且将它与诗学加以比较，认为：“诗学”比“στορία”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στορία”意在叙述“个别事实”，“个别事实”不具备普遍的意义。不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στορία”主要是指希罗多德这一类作品。

至于修昔底德的传播线路，则比希罗多德更清晰。色诺芬的《关于希腊人的历史》显然是对修昔底德的传承。至罗马时期，萨鲁斯特的《卡提林阴谋》、塔西佗的《历史》以及阿米阿努斯的《罗马史》等都是当代人撰写当代史，带有明显的修昔底德特色。当然，罗马的这些史学家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就是更重视道德评判，更重视对因果关系的探求。

公元前2世纪，罗马基本上完成了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站在城邦与帝国、希腊人与罗马人交汇点上的波利比乌斯，有机会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史学进行深入的集大成式的研究。确实，在现存的《历史》中，波利比乌斯没有提到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也只提到过一次，但他对这两位前辈所创建的史学传统的继承还是非常明显的。波利比乌斯继承了希罗多德选择的有关战争的主题，继承并改进了希罗多德先定事实后析原因的思考方式，继承并发展了希罗多德的政治和军事理念，关注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同时，波利比乌斯也“接受了所有修昔底德方法的基本要素，他接受了修昔底德关于历史真实的观点以及他对深层和表面原因的区分，尤其是修昔底德关于政治和同时代历史的观念。波利比乌斯或许并不欣赏修昔底德，但却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使撰写历史遵循修昔底德指出的方向”。

在波利比乌斯等的努力下，“στορία”逐渐成了包括希罗多德“στορία”和修昔底德“συγγράφω”在内的所有历史学的代名字。波利比乌斯旗帜鲜明地赞颂历史学：“如果说在我以前那些早期编年史家忽略了对历史的赞美，那么由我来力荐让人们选择这项研究、欢迎这类专题研究的作品，或许很有必要。因为没有比过去的知识能为人类的行为带来更好的指导了。”

波利比乌斯在高度评价历史学的同时，还对历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严格的要求。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历史工作者应有个人的从政经验或从军经历，这样更有利于正确观察事件的发展经过；应充分利用文献档案材料；应到战争发生的地点做细致的考察；应直接或间接听取目击者的讲述。到波利比乌斯时代，从事历史工作的人更多，但要求也更高。

波利比乌斯在他的《历史》中，还特别强调历史学的致用作用。他认为：“历史的特殊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真正说过的话，无论是什么话；其次是搞清楚人们的言行为什么会导致失败或成功。单纯陈述一件事实可能会引起我们兴趣，但对我们毫无益处。然而，当我们加上事件的起因，那么历史研究就会变得富有成效。”波利比乌斯非常强调历史学是有借鉴价值的，但历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有限度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找到历史事件的起因。起因相同，结果可断，人类可以利用相同的起因来避免灾祸或获取成就。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在西方古代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波利比乌斯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史学个案论，找到了史学“何以能鉴”的重要理由，从而把古代西方史学的致用功能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波利比乌斯之后，罗马史学在“历史学”的统领下又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体例。其中著名的有：由西西里狄奥多鲁斯撰写的，属于普遍世界史范畴的《历史集成》；由李维撰写的，属于罗马民族史范畴的《建城以来》；由塔西佗撰写的，属于当代史范畴的《历史》；由阿庇安撰写的，属于纪事本末体范畴的《内战史》；由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撰写的，属于希腊人笔下的罗马民族史《罗马古事纪》；由尤西比乌斯撰写的，属于有前设目的的犹太史《犹太古事纪》。除了带有前设目的的犹太史以外，其他的史学体例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腊人史学的影响，为西方古代史学流之范围。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古代史学并非同源一流，而是多源并存。代表西方早期史学传统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并没有相应的承继关系。他们各自有独立的传承特点和学术线路。进入罗马共和国晚期以后，西方早期的史学传统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承空间，史学间的交融也更趋密切，出现了多部标志性的史著。多元的史学终于在罗马结出了丰厚的成果。而抽象意义上“历史学”概念的出现以及对史学自身理论探究的加深本身就是西方古代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