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干春晖 刘亮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原有基于劳动力要素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优势，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经济增长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正成为保障我国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我国如何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比较优势，并使其在资源配置和消费投资中发挥基础和关键作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服务我国内外“双循环”的战略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了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发现“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小国”无法比拟的内部差异性、内在动力、市场和资源等专业化和规模优势，并因此影响大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钱纳里和赛尔昆的研究发现大国在平衡发展、经济结构（体系）和投入－储蓄较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封闭性和政治行政管理困难的劣势。Mohtadi和Kim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市场规模增大能够提高分工，形成内生增长，且市场规模越大小企业越多，多样性越强，选择效应更大，创新者和商业化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越高，研发效率越高，而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市场规模越重要。

国内学者中张培刚教授较早地系统分析了大国经济的特征、难题和发展中的特殊道路。随后，其他学者们分别从大国的含义、类型、标准，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交易成本，大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展开研究。目前，研究者们已开始研究中国在既定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下新的发展动力问题，分别从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唯一性、超大规模带来的全国性和多层次性、市场的超大规模消费性、供求的多元化、创新的多样性、动力转化中的多种韧性和空间集聚形成的创新学习和发展外溢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在核心原理上仍然需要做进一步拓展和挖掘，需要围绕学科和体系建设形成更加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的“大国”问题。

超大规模经济体新优势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描述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征：首先，它在经济体总量上具备“超级大规模”特征，这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其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居世界前列，而且是一个经济整体，经济体内部融合度非常高，稳定性强；其次，它拥有一个巨大且统一的内部市场，能够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先进生产要素聚集，有利于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它还拥有完备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自身的生产资源和要素禀赋能够使其形成较为完备的生产链和价值链，并形成高质量的经济创造和创新能力。

我们认为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首先，市场能够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中国进口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14.58%）和日本（18.29%），上升到17.26%的水平，在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中占比最高。其次，市场能够形成超大规模的生产和供给能力。2020年，中国以PPP（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18.42%，甚至高于美国和日本，说明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嵌入全球市场的深度较强。再次，中国石油供给量在大国中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此外，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中国在固有资源禀赋如人口和总劳动力等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在一些新经济要素禀赋方面增长迅速。

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需求优势——基于总需求的视角

规模需求能够对一国产出增速产生直接影响，而中国的这种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的市场优势，正是基于其拥有的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经济总量所带来的国内市场容量、规模和结构形成的内生增长动力，从而对消费和投资形成拉动作用。这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则形成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的双向联动效应，实现经济的多重拉动，进而实现产品和结构升级以及经济稳定增长。

超大规模消费需求对经济要素的集聚具有“虹吸效应”。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等特征的内需市场，这个巨大市场也是一种与其他投入要素同等重要的稀缺资源，且这种资源能够像其他要素一样在国际竞争中成为一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部门的总价值就越强，越能形成对各类资源和要素“虹吸效应”（刘志彪，2019），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带来强大需求激励。

同时，超大规模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信心倍增效应”。一方面，超大规模经济体相对于中小型经济体而言，具有更强的内部或外部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跨区域或跨产业的冲击共振效应，因此，更具韧性，更能够有效抑制经济下行，进而形成稳定预期，增强投资信心。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消费需求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泉。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快速大规模需求信息和需求网络能够推动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进而摊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刘志彪，2019）。

并且，从全球市场来看，超大规模国际经济活动形成了“全球竞争先发优势”。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性就会成为我国的竞争优势，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源泉，也可以通过基于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驱动全球消费创新。

此外，国内巨大市场具有重要的全球市场竞争培育和孵化效应。依托国内市场，企业能够迅速形成产业竞争力，再沿着全球重要网络节点进行各种全球价值链布局。依托这种国内的市场的“母市场效应”，在走出去中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实现经济全球化战略目标（刘志彪，2019）。

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生产优势——基于总供给的视角

从生产的视角来看，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完善的专业化分工能够形成更加安全稳固的生产组织关系，并且能带来规模经济，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形成生产端供给侧的新优势。

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容易形成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优势。由于“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亚当·斯密），规模与分工有着必然联系，是产生分工的根本动因和条件（泮伟江，2019），“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够形成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完整和专业的产业体系，在区域内部形成相当发达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能够涵盖全球产业链中从低端到中、高端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即当分工越细，规模优势越显著，并由此推动技术细分和技术进步（欧阳峣，2010）。这种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体现的产业安全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垂直关联效应”非常明显。

在产业和国家安全方面，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内部应该是具有异质性的，且呈金字塔式分布，一个国家只有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内部生产和与市场结合互动，才能够加速技术研发和快速推广技术和产品应用。而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异质性有利于产业梯度转移，降低新旧动能转换风险。

在资源配置方面，要素流动过程中的成本越低，受到的制约越小，则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强。市场细分还能够带来两方面优势：即分工组合成本优势和空间集聚优势。前者体现为通过分工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间的最优组合和最优生产规模，进而实现成本最小化（主要通过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实现降低总成本的目标）和收益最大化。后者则体现在分工形成的在相同生产环节和类似产业链上的空间聚集能够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运输成本等，实现纵向和横向的双向协作，更好地发挥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比较优势。

在技术进步方面，规模形成的分工“技术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强化了“干中学”效应，劳动者在同一工作岗位或工序上重复操作形成长期经验积累使其更容易成为该细分领域的“专家”，更有利于促进劳动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利于生产技术技能的改进和创新。同时，分工能够形成“产业链创新”效应，能够将处于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企业整合起来，在彼此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能够形成企业相互之间的技术创新拉动或推动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

在产业的空间布局方面，规模形成细分的“垂直关联效应”推动内部的产业梯度转移。规模带来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分工的“深层垂直专业化效应”。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内分工的细化能够形成生产环节上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企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垂直生产与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企业、产业甚至地区往往可能只参与产品生产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此外，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均匀的地区增长越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内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差异不亚于几十个国家，东中西部差异、“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这种差异让我国具备了在内部地区间进行产业链垂直分工和转移的先天优势，成为我国应保持平稳过渡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好的锚（罗成等，2018）。

此外，超大规模经济体也能够通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形成成本优势。克鲁格曼曾经指出，只有当生产要素和产品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产品的生产成本才会下降，如果一个国家生产要素构成的规模太小，就难以形成一个产品生产和行业形成的基本规模经济，生产就只能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导致生产成本的长期居高不下。一方面超大规模规模经济体形成的规模集群优势能够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如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Williamson，1965）、降低资本进入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且这种集群效应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并形成长期且持久影响（范剑勇，2006）。

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市场优势——基于供求双边互动创新的视角

这种双边市场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对产业创新的影响过程中更加明显，进而缩短创新周期，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实现创新，在尖端技术领域快速实现突破，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这种快速突破通过以下四条途径展开：

一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够让创新型企业面对广阔的市场“蓝海”，快速成长并形成市场盈利能力。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降低创新成本（Baldwin et al.，2001）。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一些引领工业革命的重大关键性技术创新的产生往往在一些当时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国家，这是由于超大规模经济体带来的规模效应能够分摊创新所需的研发试错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产业化投资成本。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的潜在收益也能够迅速覆盖前期技术研发成本，从而减少研发风险，激励技术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内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形成效率优势，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建立竞争先发优势。超大规模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都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快速转化为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效率提升。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这种地域上的大规模性、空间分布的大规模性能够形成产业之间资源的互补性，并为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奠定基础，这意味着企业潜在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市场空间相对企业自身来说是巨大的。企业往往能够仅仅通过在细分市场生产就能实现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从而在一个较大的全国范围内去整合资源和组织生产，在不同需求层次上选择自身发展的细分市场，形成资源配置的综合价值，并通过细分市场上的发展逐渐获得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营销优势，成长为大型企业（欧阳峣，2010）。

三是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分工优势能够迅速形成市场供求之间良性互动，从而为中小企业成长拓展空间。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涵盖生产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并且能够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产生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新需求，从而迅速降低创业创新成本，进而对全球创新资本，形成全球创新创业新优势。

四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容易吸引人才，并形成人才之间“干中学”和技术溢出的良性竞争优势。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供求理论的分析，我们对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现实需求和潜力大、生产和供给能力强、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和政治经济融合度强等显著特征，这一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最具独特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新动能。

二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在需求方面优势的发挥能够通过对消费和投资形成“虹吸效应”，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新经济”的大背景下，生产更接近消费，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的“信心倍增效应”将更加明显。

三是超大规模经济体通过专业化分工能够形成更加安全稳固的生产组织关系，并且能带来了规模经济，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形成生产端供给侧的新优势。

四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更能够基于供求双边互动为双方创造更多的协同价值，缩短创新周期，并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在尖端技术领域快速实现突破，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

因此，中国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塑造和完善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比较优势：

一是强化和提升供给新优势。一方面持续加大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的力度，形成一条从潜在人才、中层人才、高层人才到顶尖人才的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使用的可持续的人才供给链。

二是促进持续增长的内需市场新优势。在需求侧要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缩小收入差距，通过消除贫困和城乡二元差距，加强民生基础设施投资和保护弱势群体，提高其配置效率（洪银兴，2010）。

三是营造有利于供需双边互动的市场新优势。通过建立良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围绕劳动力、资本、土地与技术创新等生产资源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企业所有制形式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提高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源配置能力强的国内市场体系，为发挥“超级经济体优势”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制度保障，从而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内需外需协调增长（江小涓，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