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个体折射大时代
——杜琪峰以电影记录香港
2021-11-12李紫涵
大众文艺 2021年20期
李紫涵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杜琪峰成长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香港本土人文意识逐渐形成,香港文化输出猛烈的进程中,他从少年到壮年迎着香港电影的上升期,又度过了辉煌期,杜琪峰在采访中多次提道,“我对香港这片土地的情谊好大”,这种情谊对他坚持香港本土创作,支持本土作者创作有很大影响。通过电影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杜琪峰意识到电影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也不是从电视导演晋升为电影导演的能力证明,而是表达和思考的领域,于是他回归电视导演的行列,一边拍摄商业片磨炼技能,一边积蓄自己做电影表达的能量。
一、成长于火热的香港电影时期
香港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英谈判之后十几年间,香港人民的“飘零感”愈发强烈。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港人对英国政府没有亲近感,他们在心理上并不认同英属身份,更加认同于自己的黄种人血统,所以港人长期国家意识淡薄,更加关心经营香港这座城市。当中国收复主权后,面对隔绝已久的内地以及回归带来的身份上的确认更新,港人不自觉地产生了前途未卜的焦虑。这种担忧普遍存在于当时香港影人的内心,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正处于“储备期”的杜琪峰,反映在了他日后的电影创作中。
兴起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新浪潮”将香港电影从垄断、僵硬的商业电影手中解救出来。从“新浪潮”之中诞生的影片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但从各个维度全面且快速地推进了香港电影的进程,对当代香港电影的发展和香港电影跻身世界电影先进行列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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