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中的社会处所与生态处所

2021-11-12叶少言

大众文艺 2021年20期

叶少言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近年来，国内学界针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多集中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对作品的生态批评则略显薄弱，对于其中突出的生态处所意识的研究更是鲜少。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其所造新词“处所之爱”（topophilia）可以定义为：“包含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爱之纽带”。环境批评家布伊尔也提出“一个地方能够被见到、被听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被恨、被惧怕、被敬畏”。此时处所更多地被导入了社会、文化、情感因素，作为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文化空间，与文学语境中的“家园”母题较为相似，本文称之为社会处所。

在生态批评领域，“处所”这一概念更多地指向自然区域。例如斯奈德就主张“贫民窟、草原和湿地均可一视同仁地被称为‘地方’。”生态批评家王诺认为处所理论“主要从人与特定自然区域的关系之角度思考人的生存、人的异化和人的生态身份确认”。生态的处所理论更强调人与自然区域的关系，更呼唤人类对生态处所的回归，本文称之为生态处所。

《达洛卫夫人》中的主要人物都拥有强烈的处所意识，布伊尔曾认为它是关于“城市生物区域”想象的文学作品。⑤作品中的人物身处社会处所，又对生态处所有着强烈的情感依附，二者间存在复杂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