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晓

雷默在其短篇小说《大樟树下烹鲤鱼》里，选择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厨师老庄作为主人公，借助他刀下的一条条鲤鱼，展开了一段对“吃”这一最基础的身体欲望的叙写。生长在这个具有悠久且发达的美食历史的国度，小说里的人物和很多人一样，都被刻在基因里的食欲所驱使，惦念着大樟树下的那条鲤鱼。

食色性也。小说里的食客们不远百里赶向一个还算自然的环境，与那位“没落的贵族”做点儿原始的买卖，有时甚至还冒着煤气中毒的危险，的确是“拼死吃鲤鱼”。在功利至上的现代价值坐标系里，这点儿对食物的苛刻与品位确实显现出些许卑微存活的“浪漫主义”。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个过程中追求这种精神性的渴望。就像老庄说的“食物最早……是为了填饱肚子，往后才是为吃好，吃好分好多种……”在电台“乌托邦”工作的蛋哥和以写作为生的“我”的确是吃出了一点“情怀”，但其他人呢？大樟树这种“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馆子被赋予某种交际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驱车奔向城市周边这样的农家乐里，为的是彰显自己“不俗”的格调。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得到的满足往往是食欲之外的其他欲望。在高举效率、功利与物欲的时代，老庄保存鱼眼的悲悯之心为做饭这种技术性活动注入了非功利的精神内容，但是，他如此精心打造的精神飞地其实也早已被污染了。

我们的双脚早已无法踏在当下，也无法踏在故土。像故事中的“我”一样，长年在外，称自己是“这里人”，一旦回到“这里”，又被当成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