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我和李亚的认识可以追溯至很久很久之前，当时我还在县武装部工作——大约是2000年或2001年。我对具体的时间总是缺乏概念，一贯如此。《解放军文艺》组织部队作家的改稿班，我有幸忝列其中，当时，我还几乎没有发过小说，只写过一些诗。这个改稿班以小说作家为主，诗人、主编刘立云在和大家见面并出席了开班仪式之后就忙其它事务去了，改稿班则全权交由李亚负责——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大抵是这样。

前呼后拥。学员们“李亚老师”、“李亚老师”地叫，而这个年龄小于我(更小于多数学员)的李亚老师也颇有指点江山、目中无人的意味，我在远处冷冷看着，心里甚觉可笑。交了稿子，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看书，看电视。这天李亚敲门，略有寒喧之后便告诉我，“你的小说，需要改一改。”“不改。”我说得应是异常地斩钉截铁，甚至没等他说完。李亚愣了一下，估计他在与诸多作者的交往中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气氛有些尴尬，我转身看向电视，李亚坐了几分钟然后对我说，“我总得说说我的修改意见吧？你听听再决定改还是不改。”

那就听听吧。也是年少轻狂，见识寡陋，我承认自己悄悄地预设了“拒绝”的态度，我甚至毫无道理地就悄悄地预设了这家刊物就不会有很好的小说编辑——后来我反复地提醒自己尽量不要那种“先于理解之前开始判断”的愚蠢，在这件事儿上也给了我些许教训。修改意见谈完，我就改变了态度，因为我觉得他是对的，是懂得小说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聊小说，这一聊，对我来说是征服，我发现这个过于年轻的“李亚老师”其实配得上我们这些学员这样叫他，他们的尊重里不只是发稿的欲望和对刊物编辑的谄媚。

从那次“交锋”开始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承认，在文学的知识贮备、学识和阅读量上他都应是我的“老师”，这一点儿毫不夸张。卡尔维诺、布鲁诺·舒尔茨、尤迪特·海尔曼、蒂姆·奥布莱恩、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名字都是从他的介绍中得知的，现在他们的作品成为了我最为喜欢的图书，而卡尔维诺和尤瑟纳尔俨然已是我“背后的神灵”；而《午夜的孩子》、《爱与黑暗的故事》、《亡军的将领》、《使女的故事》、《艾梅短篇小说选》、《金色笔记》等则都是由他推荐我才开始阅读，而且让我沉迷……

李亚是个书虫，他的阅读量之大让我惊讶，凡文学类的书，几乎没有他没读过的，我是说品质较高的那些。有一次，我和朋友们谈起李亚的阅读，某位自诩读书甚多的朋友对我说，有本书他一定没读过，叫《流浪的锡兵》——我向李亚请教，李亚承认，他没读过，但似乎中国也没出版过这本书，“你能不能叫那位朋友将封面和版权页拍照发我？”那个朋友依旧嘴硬，他说不能拍，一旦拍照李亚就会说自己读过，我们之间的“赌局”很可能会成为“骗局”，不行。我向李亚转达，李亚随即发来他读过的关于有“锡兵”这个核心词的书单，让我转告这个朋友：他李亚只读过这些，但这些，有可能是中国出版的全部。第二天，那位自诩读书甚多的朋友依然拿不出封面，他承认，他记错了，没有这本书。有一次，我在微信中谈及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除了《河的第三条岸》之外我大约还提及了《广阔的腹地》和《初期的历史》、《舞蹈团》等——李亚几乎是秒回，他问我：这些书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据我所知没有中译本，你读的是原文？我一惊，马上去查：的确，他的书没有中文版，被译过来的文字也只有这个《河的第三条岸》。我之所以“知道”《广阔的腹地》和《初期的历史》的内容，是因为一篇批评文字，而我对《广阔的腹地》的谈论不过是基于那篇文字的提供。李亚的指出让我羞愧，他让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不严谨甚至是谎言——说是谎言也并不过份，因为我在谈论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广阔的腹地》时并没有注明我读的是介绍和批评性文字，我的随感仅是由此而来。

我和李亚的“密切接触”多集中于2003年，之所以记住这一年是因为刚刚查到，之所以能查到是因为非典，我在非典发生时期离开的北京。我在《解放军文艺》实习，主要是打水扫地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我也做得不够好。其间，我和在《军事文化天地》实习的李雷来往甚密，一有空了我们就在李亚那间办公室里谈天说地，主要的是谈论小说。李亚并不参与，大约，我们说的太过平常平庸，他小有不屑。只有当我们谈到关键处，他才会偶尔地插进来：你们说的这段儿，是在哪年哪家出版社出的哪本书里，大约是在多少页……一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不服：停，那本书我带在身边，你等我，我去我那屋里拿，你再说！我对照着书，听他口若悬河地大段背诵书中的内容，偶尔他还会提醒我们：转到下一页了。大抵不差。偶尔有一两句的错误，也就是近义词的混用。他的这一惊人记忆也让我瞠目结舌，要知道我是一旦放下立即就忘的人，我的记忆之差常让我感觉羞愧，而李亚展现给我的，则是几乎的“过目不忘”。我多次向人谈及李亚的博学以及李亚的过目不忘，李亚对于这两点儿都有否认，尤其是第二条，他说我是在“神话他”，他对我说他的记忆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再说过目不忘会让他不安。假如他说的是真的，假如他真的不再那么“厉害”，我倒是欢欣一些：它意味着我在某些方面“缩短”了与李亚之间的距离，尽管这个“缩短”不是以我的提升而是以他的下降为条件的。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当说，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遭到“事后追责”(当然已过了追诉期)，也不知道李亚会不会对我的泄密而感觉愤恨——我和李雷，都曾参与过在李亚指导下的“偷书”，从两家几乎废弃的单位图书馆里。怎样得以进入的我依然保密，反正我跟在后面进去了，然后是——李亚告诉我们，向左，第几排，大约还有一本或者三本什么什么书，是可看的；再前向，大约还有两本或五本什么什么书，关于木匠、建筑和机械修理，也是可看的；最后一排，有一本珍贵的什么什么，品相不太好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得到……李亚不偷。他站在靠外的一边，对我们这两个贪欲太炽的贼进行指导。“都是我挑剩下的。也许对你们有用。”

我想我也需要承认，李亚对于交友极为苛刻，他的朋友大约不多；而他，也很少愿意跟人玩儿，更不用说那种带有谄媚、讨好性质的交往。即使是朋友，是老师，一旦进入到文学，他的舌头也会立即带出三分的毒，他才不会特别地照顾你的面子，他会直言他的感受而不肯有隐藏。譬如对我们两个共同敬重的一位师长，他在极度赞扬他的想象力和故事结构力的同时也会苛刻地批评：最后部分气有些泻；三分之二的佳作；这一个，太随意了，有些浪费才华，等等。我在今年写完了一部新长篇，颇为得意，因此传给李亚看——李亚的回复在客气的套话之后告诉我：“我拍马屁功夫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实话实说惹人反感的痹癖一直没改掉，只能控制自己不说或者少说。但对我兄我不妨直言……”棍棒交加，我当时恨不得口生利齿冲过去咬他两口，而待我冷静下来细想，他说得对，极为道理，对我的小说极有帮助——但一想起他的那些棍棒我还是心有怨愤：他怎么能这么直接，害得我修改起来都没精神。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诤友。

在后面的这部分，我想我要谈他的小说写作了。李亚不只是一个博学的读书人，更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家，一个不随时流而多少遭受着忽略的好作家，在这点上我对他有着特别的敬意。他对被忽略没有半点儿的心怀不甘，这多少令我意外，更让我意外的是他的一意孤行，他的写作调整只会朝向他认为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别人以为的。

李亚的文学写作是开阔的，有着特别的丰富性。在我与他最初的交往中，他向我推荐过不少极为传统的经典作家，在话语中也对中国的先锋写作略有微词，我当时也的确再一次先于理解之前判断，以为他的写作应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数，审美思维上大约有些滞后——后来我读到他的小说，特别是前期的小说，恰是具有鲜明的先锋特质、不断探索出新的那类，明显经历过中国先锋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洇，而且尝试有自己的新变，像批评家何向阳在她《12个：1998年的孩子》中提及的那篇。由李亚的写作，我也突然想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一般而言，凡是优秀的作家在他最初登上文坛“试声初啼”的时候，那种气象、那种完整性和灵气往往就显露无疑，他们几乎看不出草创的粗陋和僵硬，尽管后来的写作可能有诸多的新变。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必须相信他们是天才吗，还是他们的训练刻苦完全不被人知？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对每一种所谓的道理说不。可以说，李亚早期的写作即显现了某种“天才”的性质，它完整，完备，恰当而自然，又有丰沛的灵性。李亚的文学写作是开阔的，他有夸夸其谈、怪力乱神的一路，在这些作品中他有意将日常行为进行夸张，让它们偏向于怪诞的一侧但又不至于伤害到故事的逻辑，语言生动机智，让人忍俊也让人在笑出的眼泪中尝到心酸；他有中规中矩、极其现实的一路，在这里他那么精心耐心，努力让每个词都仿佛是生活的泥土中抠出来的，极易让你在“身临其境”中“感出身受”，觉得自己的胸口受到了重重一击；他还有极为克制、“零度”书写的一路，使用极度的客观、冷静和“无情”书写眼见的事与物，貌似他在这样的作品中只提供一个“平静的水面”——然而最后，他会在我们的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刻突然向水面抛出一粒石子，这粒石子竟然骤然地激荡了整个湖面，并使前面铺设在陆地上的道路并发生晃动。2010年，李亚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流芳记》，我大约是它最早的读者之一，在读完了这部小说之后我曾激动地写下：我没有期待李亚会写出这样好的小说，也不期待其他的中国作家会写出这样的好小说，它实在“意外”……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还得用力按下自己的激动，免得它像是吹捧：我声明，如果有吹捧的话，那也是出自于我，李浩的真心。这是我目力所及的“70”后作家中写得最好的一部长篇，它应当为所谓“夹缝中的一代”赢得尊重……我努力克制，严谨，但还是不肯在“最好的一部长篇”之后加上“之一”。它不是之一，即使时过境迁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依然觉得这部小说从诞生的那一日起就具备着“经典性”，它的价值是独特的。后来，经历多年的沉寂(并不是李亚不再写；而是，李亚一直沉寂，用他的方式来沉寂)，李亚又推出了一部更为丰富、厚实和多意的《花好月圆》——这部几乎命运多舛、从出生之日就进入漠视中的小说在我看来它几乎可以归入“伟大”之列，它几乎有君特·格拉斯和萨尔曼·拉什迪那样的繁复博杂，几乎拥有与君特·格拉斯和萨尔曼·拉什迪的伟大小说同样的内驱和统摄，它设计精妙，故事曲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匮乏“遮遮掩掩的真诚”和这份真诚所能达至的深度……我认为，我们可耻、僵化、人云亦云的文学史终有一天会纠正它的可耻，它会重新发现李亚的独特存在，发现这一忽略其实是多么地不可原谅。